二营康永贵，三营黄乐之，各自带着一路，也都是一个方向——承德。
不过，不至于无脑嘴炮人士那般，蠢猪似的不知迂回、拐弯，直奔承德而去。
还深怕鬼子不知道，最好一路架起嘴炮高喊：承德、承德，偶们来也，咚咚啊锵锵……
跟其他两个营，还有那些以独立连形式，各自开展“工作”的股精干一样。
行踪诡异，忽东忽西，跟各路日伪捉迷藏、兜圈圈。
不过，他们是真的打劫，跟一营与四营那样打闹捞好处，旨在吸引、歼灭日伪不同。
在地下组织的配合下，在各乡村群众的帮助下，寻隙朝那些日伪控制的矿场、据下手。
每敲掉一处位于深山中的矿场、据，俘获的日伪、缴获的战利品，全都由地下组织、村民拿上武器，运到五龙山（灵雾山）等处去。
现在他们不满足于山间打闹，真朝承德来了！
去年（1935），孙永勤部在遵化茅山被鬼子联合国民政府“清剿”，民众军还是有部突围回到滦河沿岸山区的。
二营临时营长康永贵，就是带了些剩余的弟兄突围，并联系上杨二部。
另外，张福义、李连贵、年焕兴等孙永勤余部，也联系上了。
股突围回到兴起地的各股民众军，遇到特别勤务旅跟鬼子汉奸大打出手的当口，自然不甘心歇着。
只是组织上紧急加强的力量，还有杨二部派出人员协助，成功稳住各股民众军立即爆发的情绪。
而是按兵不动，甚至销声匿迹，算是给惶惶不可终日的日伪大派定心丸。
鬼子汉奸都以为，民众军这些“抗匪”，肯定也跑到兴隆南部深山老林。
跟杨二部一样“同流合污”，跟“大日本帝国”、“满洲国”作对去了。
因而，除了必要的守备力量，滦河流域河谷平原地带的日伪，甚至是那些汉奸武装，大都被派到山里头去“清剿抗匪”。
与上次孙永勤组织起民众军，京东特委派出二十多位党员协助加强不同。
这次集中了上百名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组织人员，目的也不是辅助、指导。
而是以绝对主导形式，一面加强各部组织纪律教育，一面秘密展开群众发动工作。
上千名原民众军，分作几十处隐蔽学习、训练，熟悉各自战术手段、作战任务。
数百名有经验的群众，一边以商业掩护四处采购、囤积粮食物资，一边不动声色地摸清日伪仓储、囤积地、守卫力量。
就在古北口袭扰战打响的十几个时前，三百余名来自天津、北平的进步学生，也秘密抵达，并立即分派到各处。
这些有知识、有文化、有头脑的热血青年，到达兴隆之后，立即人手一本油印的《抗战工作组织条例》。
现在还就着昏暗的油灯，如饥似渴地阅读着。
时不时就自己的观、想法，与先期拿到《条例》，并对照着开展工作的组织干部讨论、争辩，甚至吵架。
要是顺子在场，不定就认出几个：嘿，这不是在平谷虎视眈眈，准备焚烧日货的那些学生娃吗？
别看这些学生娃，他们好冲动，还不懂什么战略、不善运用策略是真。
正确引导好，爆发出来的创造力、干劲，可不是无脑嘴炮人士、茅坑文化人堪望其项背！
凌晨时分，秘密运动到位的二营、三营一千余人，加上民众军一千余人，做足攻击准备。
二营五连、六连，率先发起突袭，向市郊西北角的鬼子最大炮兵阵地发难。
先以猛烈急促短突火力，将外围守卫的鬼子步兵干掉。
然后以持续火力，拦截、打击其余方向日伪援军。
掩护七连、八连快速设置“桶桶炮”。
这些天，不论是拔除鬼子据，还是攻打矿场，都使用一种怪土炮。
这种土炮，被冠以“桶桶炮”名号。
其实就是厚实的木桶，装了一大一俩药包，外加一些不泄密的装置，一用即弃。
用的时候，就着地势挖出一个大、倾斜度适合的土坑，将“桶桶炮”安放、埋好。
只要敌人进入“射程”，立即火轰击。
失去守卫，又后援无望的鬼子炮兵，只能绝望地拿起轻武器，意图负隅顽抗。
几十发桶桶炮大药包过去，几乎没有活着的。
这时，那些高薪聘请来的炮手们，在直属队三十多“五毒分子”的护卫下，从隐蔽处快速抢进鬼子炮阵地。
熟练地操起步兵炮、山炮、野炮，开始为各处攻击部队，提供强而有力的炮火支援。
三营在二营攻击得手后，留下九连、十连配合民众军，对市区各处日伪要攻击。
黄乐之带上剩下的两个连，开上抢得的几台装甲汽车，拉上几门山炮直扑几场。
也不急于跟拱卫的日伪轻武器对阵，选好地形摆开山炮，或精确、或概略着向机场倾泻炮弹。
日伪虽然四散兵力进山清剿，却也不至于省会城市兵力太过于空虚。
只是“抗匪”太过狡猾、卑鄙，不肯陪着玩阵地攻防战。
每遇“皇军”及“皇协军”拼死防御，立即一阵冰雹般的奇怪大炮过来。
不论是暴露工事内的兵力，还是坚固掩体内的守军，难有幸免者。
迫不得已，效仿国民政府军惯用手法，收缩兵力“转进”到几处坚固堡垒要内。
准备坚持到援军赶来，或是天亮时飞机来助战。
毕竟日伪苦心经营已久，突然袭击的良好效果渐渐消失。
面对日伪固守的要，抢得火炮、拥有桶桶炮的二千余众，也只能是围着这些刺猬团，时不时来一阵炮火急袭。
免得鬼子汉奸定下神来组织反击，影响作战效果。
趁此机会，地下组织发动起来的千余民众武装，在几十名地下工作者带领下，由百多名学生协助，分头清剿市区溃散残敌。
另有几十个地下工作者，带着百余名学生与二千余名普通民众，手持各式杂乱武器，组织严密地跟进。
或抢救伤员、抬走烈士遗体，或接收俘虏、处决汉奸，或搜缴武器物资、整理造册，或收集文件资料、编号入档。
在各处日伪可能来援的路上，那些分散打劫的精干，就地转行纷纷做好拦截、袭敌准备，并组织清剿力量，搜捕零散逃敌。
而那些分散在各乡村、镇的地下工作者一样没闲着。
他们由特别勤务旅先期派出的机枪组、掷弹筒组、步枪组配合。
发动饱受日伪欺凌的村民，将日伪汉奸各处宅院、工场、仓库攻下。
将大量粮食物资、机械设备、金银钞票、金属器具抢出，立即利用大牲口驮往各处早已安排好的深山营地。
又组织起以地下工作者为领导，百多名学生为骨干，吸纳愿意参加抗战的群众。
利用缴获的各式武器，扩大护卫力量。
那些先期加强的各个组，得以放开手脚，带上部分武装群众，赶着大车、大牲口，赶往承德及那些物资量过大、运输能力不足的大城镇。
一夜之间，“抗匪”四处闹腾，日伪八方告急。
吴毅闲情逸趣地带人在各处山谷闲逛，鬼子汉奸却为判明“抗匪”到底想干啥愁断肠。
尤其是承德这个作为热河省首府的城市，古北口这样的兵家重镇，“抗匪”都敢打就打，招呼都不打一声。
一时间，空中电波骤增。既有鬼子之间的急切责问、交流、沟通，也有国民政府方面纳闷、紧张、惶恐的催问与推诿、抱怨、敷衍。
当然也少不了**内部的通报、转达，甚至是“友邦人士”的猜疑与分析。
不管各方反应如何，只有吴毅这个“肇事者”自己清楚。
重重战略烟雾下，要干什么，该干什么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