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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真宗天禧二年的帽妖事件

妖惑之事,历代皆有,多是巫师术士或别有用心者讹言骗民,以谋取利益。wwW.这是古代**社会的一个常见现象,人们由于科学知识不够丰富,对自然现象不能理解,往往把一些本可用科学解释的现象看成天降的祥瑞或妖孽,而一些巫师术士又别有用心地曲解这些现象,造就谣言。妖惑事件如果发生在普通一家一户的平民中间,其后果至多是造成该户人家的生命财产损失,但一旦传遍全国,就会对国家政权造成很大的威胁。历代政府对妖惑之事甚为忌惮,常常穷究极治,强力镇压,因此牵连甚广,如汉武帝陈皇后巫蛊之事,“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”。

宋代作为**时代的一个朝代,当然也有妖惑之事,本文拟对宋真宗天禧二年的帽妖事件进行概述和分析。该事件在宋代史料中很难察见,就《宋史》而言,也只有寥寥数语:“(五月)丙戌,西京讹言妖如帽,夜蜚,民甚恐。”“(六月)乙巳,讹言帽妖至京师,民夜叫譟达曙,诏捕尝为邪法人耿槩弃市。”这个记载显然非常简略,不能明事件的整个过程,不利于后人对事件的研究。对此事描述得比较详细的,是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,其记载如下:

“(五月)丙戌,河阳三城节度使张旻言:‘近闻西京讹言,有物如帽盖,夜飞入人家,有变为大狼状,微能伤人。民颇惊恐,每夕皆重闭深处,以至持兵器捕逐。’诏使体量,又命侍御史吕言驰往按本府长吏洎转运、提刑狱司不即上闻之故。仍设祭醮禳祷。”

“(六月乙巳),是夕,京师讹言帽妖至自西京,入民家食人,相传恐骇,聚族环坐,达旦叫譟,军营中尤甚。上虑因缘为奸,诏立赏格,募人告为妖者,既而得僧天赏,术士耿概、张刚等,令起居舍人吕夷简、入内押班周怀政鞫之,坐尝为邪法,并弃市,其连坐配流者数人。然讹言实无其状。时自京师以南,皆重闭深处,知应天府王曾令夜开里门,倡言者即捕之,妖亦不兴。”

这两则材料对事件记录得很清楚明白,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两则材料对事件进行分析。

首先是要对整个事件作一个综合的定性分析。事情应该首先发生在宋真宗天禧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之前,因为张旻在这一天把事情上奏真宗。该事件的主角帽妖,根据资料描述,应该是一个像帽的东西,飞进屋后能变成狼来伤人。我们这里对帽妖可以有两个推测,一是一种很奇怪的自然现象或自然物种,人们不认识,就误以为妖;二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,妖言惑众。根据材料记载,张旻跟王曾都认为属于谣言,而且王曾的实践好像更证实如此。在此后《长编》与《宋史》中都没有再出现关于帽妖的记载,根据常理,一般自然现象或自然物种不会只出现一次,而且这样的事情看见的人不应该是少数,因此这次事件看起来应该是一次妖言惑众的事件。但是,由于自然现象和自然物种的不确定性,我们不能断然否定第一种推测的可能性。不管帽妖是真是假,关于这次事件的传言,的确给京师一带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,我们就姑且把它定性为谣言事件进行分析。

既然是谣言事件,政府处理的方法就应该是堵住谣言的来源,并且安抚人心。但在事件当中,宋真宗两次的处理方法都截然不同。当五月份事情发生在西京洛阳的时候,宋真宗并没有作出迅速果断的处理。在古代,平民拥有兵器是有罪的,但真宗此时却诏令地方官加以体谅。另外,他还派侍御史吕言去问地方官“不即上闻”之罪。而作为对事件的实际处理办法,他把它列为天降灾异事件,命人设坛祈祷。可事情到了六月中,讹言传到了京师,京城人心惶惶,真宗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,他认为是有人造奸,于是立赏募民告为奸者,事情很快就解决了。但真宗处理事件的余声,一直延续到七月份,“(七月)癸未,右正言刘烨言:‘近者诏捕妖人,许陈告酬赏。亦虑所告之人,妄觊重赏,诬执平民。按问之际,愿令详审。’上曰:‘比令纠告造妖者,及吕夷简推劾,屡戒其审察,无使枉滥,果多不实。’即诏令今日以前犯者,更不问罪。”至此,整个帽妖事件才告一段落。

宋真宗的性格是比较宽容的,史称“真宗性宽慈,尤慎刑辟”。因此,他在帽妖出现在西京时的处理方法是比较符合他的个性的。但当帽妖出现在京师时,他的处理却非常果断迅速,并且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,在处理过程中有伤及无辜。为什么真宗在处理事件的态度上有如此大的变化呢?其原因值得我们探讨。

首先,是**帝王的共同心理病,害怕妖惑之言造成对统治的不利影响,而从整个国家利益上看,也是怕谣言影响全国,造成混乱甚至动荡。当帽妖出现在西京的时候,材料只是“微能伤人”,况且洛阳离东京开封府还有一段距离,未伤及邦本。但帽妖出现在东京的时候,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根据谣言,此帽妖在京师已不是简单的伤人,而是“食人”。这种传言引起了京城的极度恐慌,人们“相传恐骇,聚族环坐,达旦叫譟,军营中尤甚”。连军队的恐慌都甚于民众,京城人心惶惶可想而知。军心极度动摇,已经严重影响了宋朝的统治,如果不迅速打压下去,后果实难预料。所以当东京出现帽妖的时候,真宗毫不犹豫就下令彻查,这是为了堵住谣言的传播源,而王曾的做法,就是为了证明实无帽妖一事,以安抚平民。

其次,真宗自身的心理,也是造成他处理该事件前后态度不同的原因。真宗朝中期的政治,以“天书封祀”为特色,史称“封禅事作,祥瑞沓臻,天书屡降,导迎奠安,一国君臣如病狂然”。天禧二年,天书封祀的事情还没有过去,事实上,在该年四月,真宗又“诏修祥源观”。“天书封祀”的一个内容就是“降祥瑞”,史称“猎而手接飞雁,鸨自投地,皆称为天赐,祭告而夸耀之”,可见真宗喜见祥瑞之一斑。美好事物降临,当然可以称之为“祥瑞”,而灾异不祥的事物出现,就会被视为妖物或不祥之物。祥瑞既然是上天赐予,以兆吉祥,妖物灾异的出现当然是上天的警示,统治者往往要祈祷上天,大赦天下,自求多福。宋真宗既然相信祥瑞,对于上天的警示,自然也要在表面上比其他帝王更加敬畏如深。事实上在宋代,各种史料都有记载皇帝因为灾异不祥物的出现而设坛祭天,大赦天下的事。根据《宋大诏令集》统计,宋真宗一朝因为灾异祈祷下诏赦天下的有十六次。因此,当帽妖开始出现在西京的时候,他也更愿意通过祈祷祭告的方法去解决问题,而且这也符合他宽仁爱民的性格。从后来真宗处理事件之果断可以看出,真宗对帽妖是不相信的,知道这是奸邪所为。其实在张旻的上奏中,他也把事件称之为“讹言”,真宗也应该知道。但出于对上天的敬畏,还有对自己“天书封祀”活动的认同,他采取了较温和的办法去解决事情。但事情并没有解决,反而进一步扩大,影响了京城的军民人心,这不但动摇了宋皇朝的统治,而且极大地打击了真宗的自尊心,诱使真宗要究治此事,一方面为自己出一口恶气,另一方面也为挽回先前事件处理不当所丢失的面子,当然了,更重要的是保卫自己的统治。

事件的处理结果并不能明什么问题,因为几个和尚术士从何而来,为何生事,我们都无从稽考,至于作法为妖之,更是荒诞不经。“帽妖”是一个讹传,还是真有其物,我们也很难给它定性。但是,关于这个东西的传言的确可以动摇人心,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。真宗在这时的处理方法,目的只在于迅速压制这种谣言的传播,其中所用的手段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这种结果不能实际反映真宗究治事件,竖立威信的心态,不过我们注意到,在这件事后不久,宋朝的法律有了些微的修改,这些修改,恰好旧反映了真宗的真实心态。

真宗一朝为喜哀之事而大赦天下的甚多,但这些大赦往往不包含十恶、劫杀、故杀等重罪。如天禧二年四月蝗旱后赦天下制中提及:“除十恶至死及已杀人不赦外,余死罪降从流。流已下并释之,内劫贼虽不杀人,亦具奏裁。”但同年七月“壬申,以星文示变,赦天下流以下罪,死罪减一等。十恶至死、故杀、劫杀、谋杀人、官典枉法赃至死、造妖惑众者,论如律”。这是有宋以来第一次将妖惑放在不赦之列,可见真宗追究事件的决心。这次大赦时,帽妖事件尚未完全结束,真宗仍在气头上,作此决定,亦合乎情理,而事实上,同年八月甲辰立皇太子赦天下时,他也再没有把妖惑放在不赦之列。然而,妖惑事件已经深深触动了真宗的心,为此他之后又对法律条文作了简单的修改。在宋代,皇帝敕令本身具有法律的作用,因此皇帝的圣旨、诏令,往往会成为法律条文,《宋史》记载:“宋法制因唐律、令、格、式,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。”天禧四年,宋真宗下了一道诏令,诏曰:“天下犯十恶、劫杀、谋杀、故杀、斗杀、放火、强劫、正枉法赃、伪造符印。魇魅咒诅、造妖书妖言、传授妖术、合造毒药、禁军诸军逃亡为盗罪至死者,每过十二月,权住区断,过天庆节即决之。余犯至死者,十二月及春夏未得区遣,禁锢奏裁。”这里,他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,把妖惑诸事,与十恶等罪并重,足反映出他对两年前的事念念不忘,也可看出他对妖惑之事的忌惮。根据《长编》记载,这道敕令颁布于天禧四年五月丙寅,,当时寇准还没事败,朱能伪造天书的事还没揭发,真宗应该没有受那件事影响。

这里有一个人要提一下的,就是当时的知河南府王嗣宗。王嗣宗是何许人也呢?他在祥符年间的时候当过枢密副使,但由于与当时的枢密使寇准不和,被寇准整走了。《长篇》记载:“(七月)辛未,徙知陈州冯拯知河南府、兼西京留守司事,代王嗣宗。以嗣宗知陕州。时帽妖兴自西京,嗣宗不得察故也。”这是由于王嗣宗没有及时把帽妖事件上报,所以受到降职处分。前面已经过,首先向真宗揭发这件事的是河阳三城节度使张旻,连他都知道,作为西京留守的王嗣宗也不是一个胡涂人,他会不知道吗?可他为什么自己不上报呢?其实,王嗣宗是一个不迷信的人,对这些神怪妖妄之事他是不相信的。《涑水纪闻》记载着他这样一件事:“(嗣宗)后知邠州事,州有狐王庙,巫祝假之以惑百姓,历年甚久,举州信重。前后长吏皆先谒奠,乃敢视事。嗣宗毁其庙,熏其**,得狐数十头,尽杀之。”这样就好解释了,王嗣宗对帽妖事件不是不知道,而是不相信,他以为不去管它,事件自会平息。谁知事件非但没有平息,反而越闹越大,所以他受处分也是应该的。但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他,他虽然没有及时阻止谣言的传播(如果真是谣言的话),可真宗接到消息之后,也没有采取果断的手段。但在**时代,责任不能让皇上承担,只能让他这个地方官承担了。

帽妖事件,在宋代浩瀚的历史中,并不是一件大事,但它曾引起京师极度恐慌,其影响力亦不在。在事件中,真宗为了保卫宋皇朝的统治,在京师出现帽妖时迅速果断地将其打压下去。但是,真宗处理该事的前后两种不同态度,足见他在天书封祀后的矛盾心理。不过我们得为真宗句公道话,他在事件中并没有广泛株连,这又体现了他宽慈仁厚的性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