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场浩浩荡荡的灭佛运动，让崔浩极为欣喜，终于完成了他多年来的夙愿，道教正式成为北魏国内一家独大的教派。
所谓物极必反，崔浩此时堪称位居自己的人生巅峰，从另一方面来看，还意味着他的人生马上就要走到下坡路，而且是急转直下。
因为他得罪了一个人。
虽然他平生得罪过无数人，但有个人却是他无论如何都得罪不起的，那就是当朝太子拓跋晃。
许多鲜卑官员与崔浩的关系也不好，但因崔浩是国家一品要员，所以没有哪个官员能挑战其权威，甚至拓跋焘也对他言听计从。
拓跋晃就不一样了，他可是尊贵的储君，未来的主宰，身边围绕一大群朋党，且都是为了捍卫太子荣耀和自己政治前途，而不顾一切的极端分子。
崔浩仗恃自己的才华和智谋，以及皇帝的宠信，在朝中独揽大权，异常强势，尤其在成功说服皇帝消灭（表面上）佛教之后，更加无所顾忌，认为国内已无人能找自己的晦气，除了皇帝以外，谁都不放在眼里——包括太子。
但崔浩聪明一世，终究在过于顺畅的环境里犯了平常人都会犯的错误，那就是得意忘形。
崔浩的两重身份就已经为他划定了行动的界限，一是汉人，一是朝臣。
在鲜卑人政权，汉人身份意味着他无时无刻不在经受鲜卑人的明枪暗箭，一旦被抓住小辫子，立即就会被推到风口浪尖。
身为朝臣，无论做得有多成功，都只是皇家的服务人员，对皇帝和未来的皇帝（也就是太子）是最应该心存敬畏的，除非想要造反，不然就一定不能与他们对抗。
崔浩同时犯了这两项错误，一方面无视鲜卑同僚的威胁，另一方面还不把太子当回事。
因为灭佛一事，拓跋晃对崔浩恨之入骨，而崔浩丝毫不知收敛，曾推荐冀、定、相、幽、并等五个州的知识分子数十人，头一次起用，就让他们担任郡长。
以崔浩的能力和地位，做这些事原本也掀不起多大风浪，但却成了太子的突破口，在此大作文章，上疏拓跋焘说：“在此之前，征召延聘的人才，担任现在的职务已经很久，他们辛苦勤劳，还没得到回报，应由他们优先升任郡县长，崔浩推荐的人，则填补他们的空缺，况且郡县长的主要工作是治理人民，最好也该让有行政经验的人担任。”
但此时拓跋焘还对崔浩非常宠信，任由崔浩放手去做，崔浩便固执己见，终于分派那些人到职，让太子异常尴尬。
从此二人的矛盾越发深刻，终致不可调和，而最终拓跋焘还是选择站在族人和儿子这边，无情地出卖了昔日的战友。
那是几年后的事，实际上拓跋晃已开始暗中筹划扳倒崔浩了，一个天大阴谋悄悄酝酿着，主人公崔浩却一直被蒙在鼓里，直到大势将去，才追悔不及。
人生的乐趣就在于未知，无论未来是喜是忧，听从内心的指引，一步步把未来变成当下，乃至过去，正是此生最大的意义所在。
当完成这些事，不论结局如何，已经是成功了。
当然不同的人，想法也千奇百怪，心中定义的成功更截然不同，未必都能悟透这一人生的本质。
聪明如崔浩，他追求的境界也超乎常人，试图把握精神的制高点，要将自己的意志传播大江南北，自己的信仰普及四海八荒。
这注定是一项万般艰巨的任务，但崔浩发现虽然有诸多问题，进展却还是不错的，于是更坚定了信念。
而由此产生的任何后果，都注定由他全力承受。
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后果，而且不管中间多少曲折，最后都会施加在行为人身上，正如佛教所说，因果都在循环之中。
盖吴在国内引起这么大风波，最后也难免会吞食自己种下的果子。
446年2月，逃到北山之后，盖吴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毕竟微弱，于是再派使节到刘宋上疏刘义隆，请求派军支援。
刘义隆当即下诏，任命盖吴为关陇军区司令长官、雍州督导官，封北地公，下令雍梁二州出动武装部队，驻防边疆，作为盖吴的声援，并派使节送去印信121颗，让盖吴代替朝廷任官封爵。
然而盖吴并不解渴，处境并没有得以改善，前景不容乐观。
这时金城传来消息，当地人边固和天水人梁会，联合秦州益州境内各民族一万多户，占领了上邽东城，叛离北魏，周边的氐羌一万多人、匈奴休官部落和屠各部落二万多人，纷纷起兵响。
盖吴大喜过望，对未来不禁又充满了期待。
不过起义军虽然此起彼伏，但北魏国力还没有衰退得那么严重，并不致因为局面的叛变而危及全局。北魏秦益二州督导官封敕文，很快就斩杀边固，对变民集团造成重创。
5月11日，拓跋焘再派安丰公拓跋闾根，率骑兵进击上邽，还没到达，变民余党已吓破了胆，连夜放弃上邽东城逃走。
封敕文一早在城外挖了数道壕沟，防备变民逃窜，双方于是展开贴身肉搏，从半夜一直持续到天亮。
封敕文寻思：“盗贼知道没有生路，所以与我们死拼，战斗力反而提高了不少，应该换个思路。”下令部将高举白虎幡，向变民宣告，投降的一律赦免，安居如初。
变民大军已是强弩之末，本来抱着必死的打算，得此消息，心里瞬间燃起了希望，精神一抖，终于崩溃。
封敕文得意地指挥兵马，将逃散的变民各个击破，对于投降的那部分，当然是杀之而后快，给国家造成那么多麻烦，焉能妄想活命？
盖吴得知老乡们失败的消息，真是又气又怕，集结了被击溃的部众，重新驻军杏城，并改称秦地王，勉强支持。
拓跋焘则决意一鼓作气荡平叛乱，又加派永昌王拓跋仁、高凉王拓跋那，让二人同时统御北方各路人马，前往讨伐。
一支政府军就已经够盖吴周旋了，两位亲王来援，局面几无悬念。
8月，拓跋那大破盖吴，还生擒了他的两个叔叔。
各将领都建议送到平城献功，长安防守司令陆俟不以为然道：“长安地势险要，城垣坚固，且民风强悍，就算平时都不可大意忽略，何况在此动荡之际。
如今不杀盖吴，长安的祸乱绝不止息，盖吴孤身一人，无论隐藏或逃亡，不是亲信，谁能接近？十万大军留在这里，去追捕一个人，不是长久之策，不如得用盖吴的叔叔，以赦免其妻儿为条件，让他们自己去找盖吴，一定可以生擒。”
将领们都认为贼党如果已经溃散，只剩盖吴一人能逃到哪去？
陆俟说：“盖吴天性凶恶狡狯，如果得以逃脱，必定自我宣传，说什么王者不死，用以迷惑愚昧的民众，灾难会更大，这种风险岂是我们能承担得起的？”
将领们说：“你说的对，可是捉到贼寇却不杀，反而放虎归山，如果他一去不返，这个责任谁负？”
陆俟说：“诸位放心，由此产生一切后果，由我陆俟一人承担。”
说到这份上，拓跋那只得同意陆俟的计谋，但将领们依旧不怎么看好。
他们想终究没想到，就在几天后，盖吴的叔叔果然把盖吴的人头带来了。
带头的一死，变民集团迅速分裂，拓跋仁领兵讨伐余党，不久便完全平定。
陆俟因此大功获升为京畿部族司法总监。
就在将士们庆祝利时，安定卢水胡刘超，接过了盖吴的旗帜，集结一万余人叛变，掀起新的波澜。
拓跋焘非常恼火，但又不知如何根除这种现象，就算此次镇压成功，难保没有下次、下下次。
一味讨伐叛乱当然是无济于事的，完全治标不治本，实际上北魏急需一场重大变革。
多年以前，北魏还只是偏居一隅的小国，地盘小而掌握的资源有限，为了实现迅速扩张，当然还是要靠武力，为了让士兵爆发最大的威力，奖赏措施就特别放得开，任由将士抢夺战果，包括治理地方的官员，也拥有绝对的自由，可以肆无忌惮地强取豪夺。
这些手段极大提高了鲜卑人的积极性，前期发展神速，一直到吞并整个北方，扩张几近饱和。
当脱离了小国的处境，面临的管理问题也更加棘手，继续采用从前那种强盗流氓式的粗暴手段，再也带不来地盘的扩大（因为已经饱和），更赢不了军功，唯一的结果只是让以前敌人承受的苦难，转移到了国内民众的身上。
内部矛盾一向比外部矛盾复杂得多，因为外部矛盾可以向外疏导，而内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只会内部爆炸，最后自食其果。
因此北魏面临的变革是极其迫切而深远的，拓跋焘显然没有这方面的准备，而且也无意多做改变，只能被动地解决表层问题。
毫不夸张的说，拓跋焘带领北魏登上巅峰之时，亦是北魏由盛转衰之日。
新一轮的叛乱兴起，拓跋焘第一时间加授陆俟秦雍军区司令长官之职，并嘱咐他说：“关中接受帝国教化的日子还短，恩德和信誉还没建立，所以官吏屡次叛变，我今天如果交给你一支大军，刘超听到消息，一定同心合力，据定险要，不容易攻克，如果交给你的军队太少，对盗贼又无法控制，盼望你用你的办法取胜。”
陆俟接到诏书，一方面对皇帝的信任感到荣幸，一方面快速思考应对之策，然后单人匹马到长安赴任。
到任所之后，陆俟先派人向刘超分析利害，为表诚意，还娶了刘超的女儿为妻，与之结成姻亲，用来招安。
但刘超自恃人多势众，并没有归降的意思。
对峙多日，陆俟决定亲自出面，到安定与刘超会晤，事先派将领在前开道，刘超让人传话：“随行部队不超三百人，我们酒席招待，超出三百人，我们弓箭侍候。”
陆俟于是只带二百骑兵前往，并且表现得好像是要见多年的好友一般，见到刘超之后，更是极尽亲密，纵情饮酒，大醉而归。
刘超全程一脸懵逼，不知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送走陆俟之后，让问下探查敌人的动向，回报说风平浪静，刘超更加不明所以。
之后陆俟又去喝了两次，与刘超勾肩搭背，丝毫没把自己当外人，刘超渐渐没了防心，反而幻想以陆俟为发言人，向朝廷开条件。
这天陆俟又去参加酒宴，刘超满怀热情地亲自迎接，二人又开始痛饮。
喝了一半，有人报告说外面有五百个汉子经过，声称要暂借贵宝地歇息，并有大批牛羊送上。
刘超好奇地外出查看，陆俟也随着出来，结果却是陆俟的部属，刚刚打猎归来，结果带的水不够了，请求入营歇息。
陆俟佯怒道：“你们这帮废物，自己准备不充分，渴死活该，怎么胆敢找刘将军的麻烦，不知道刘将军的规矩吗！”
五百名士卒面面相觑，为首的老脸一红，忙向刘超致歉。
刘超看着陆俟气呼呼的神情，再望着五百名汉子的窘迫，忽然笑了出来：“这叫什么话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快进来休息便是。”说着示意守卫开门，然后搂着陆俟就往回走。
酒宴继续，陆俟喝得更急，没几下就醉倒了。
刘超也喝着东倒西歪，让人扶着陆俟，然后一起去房间休息。
几人行至半路，陆俟忽然醒了过来，从卫士腰间抽出佩刀。，挥刀砍死了刘超，然后抢上马背，在军营里大声疾呼。
之前打猎的五百个汉子，应声而动，果断出击，将刘超的部队杀得落花流水。
叛乱再次平定，拓跋焘惊喜之下，把陆俟召回中央，担任地方部族司法总监。
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