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魏幕后的那个大老虎就是高肇，随着皇叔们逐个失势，他这个皇舅的权力越来越大，终于一手遮天，成为当朝最大的权臣。
在那之前，北魏朝廷正面临一项重大抉择。
萧衍围攻建康时，朝中官员已经催促元恪下达南征的命令了，然而元恪到底没有抓住机会，萧衍很快称帝，萧梁建立，南朝的局势渐渐稳定。
北魏的机会原本已经丧失掉，但两个人的出现偏偏让元恪改变心意，到底发布了南征的命令。
萧宝寅投魏之后，几次三番跪求元恪为他报仇雪恨，而且一跪就是好几天，风雨不动，可是他毕竟只是前朝遗民，除了皇室身份，并没什么实力，所以元恪根本没往心里去。
没多久，萧梁的江州督导官陈伯之也前来投奔，也和萧宝寅一块跪求元恪出兵。
陈伯之就不同了，身为地方大员，颇有影响力，也有不少部属追随，元恪立即召集八座官员及监察院的高级官员，共同讨论，最终决定大举南征。
503年4月1日，元恪任命萧宝寅为东扬州等三州军区司令长官、镇东将军、扬州督导官，封丹杨公、齐王，配备军队一万人驻防东城，任命陈伯之为淮河以南军区司令长官、江州督导官，驻防阳石，等到秋冬时节再行动。
陈伯之在萧衍起兵时，还是效忠萧宝卷的，后来被迫归附萧衍，但双方一直都是貌合神离，萧衍作为皇帝，大可展现宽宏大度，至于陈伯之，却不能真的一笑泯恩仇，总是如鲠在喉，芒刺在背。
所以当某个契机出现，陈伯之义无返顾地选择叛逃。
这个契机的创造者却是个名不见经传普通市民。
萧衍称帝之后，先朝官民很多受到排斥，生活工作都很不得意，于是就有些人心理开始扭曲，有了反社会倾向，祖籍河南的褚緭就是这种情况，他私下对亲友说：“现在天下草创，连年饥馑，或许再一次发生战乱，也未可知。陈伯之坐镇江州，手握重兵，本就不是主上的旧部，自然会担心自己的安全，稍有风吹草动，岂能安然处之？我不如现在就投奔他，如果未来仍然一事无成，再转投北方，起码也能在黄河以南当个郡长。”
他这么说，也真的这么干了，很快就西上投奔陈伯之。
陈伯之并非明智之人，而且从没有读过书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批示公文或官司诉讼，只会纸上画押，表示已经过目，遇到事情则由典签传达他的口头吩咐，具体的决策全由传话的人自行决定。
褚緭凭借出色的口才，把陈伯之唬得一愣一愣的，没多久便成了江州的座上宾，加上豫章人邓缮、永兴人戴永忠，陈伯之的同乡朱龙符，全都利用陈伯之的愚昧，大肆贪赃枉法，胡作非为。
消息传到建康，萧衍派陈伯之的儿子陈虎牙暗中告诫陈伯之，又派人接替那些人职务，陈伯之拒不接受，上疏说：“朱龙符是一个勇士，邓缮工作效率高，中央派来的行政官，请准予改任总务官。”
虽然化险为夷，但邓缮等人还是有了危机感，为了避免大祸加身，开始没日没夜地游说陈伯之：“朝廷空虚穷困，没有武器，三大仓库（太仓、石头仓、常平仓）又没有存粮，东方饥民四方逃亡，这是万世难得的机会，不可丧失。”
陈伯之这种见识短浅之辈，听了这些说辞，果断心动了，对邓缮说：“我再一次上疏挽留你，如果仍不批准，我们就反。”
萧衍仍不改初衷，但做出了妥协，指示陈伯之可以在本州让邓缮担任一个郡长，但朝廷委派的官员还是要如期到职。
陈伯之反而感觉一丝释然，如果萧衍完全妥协的话，他倒是手足无措了，计议已定，立刻召集总部所有官属，说：“建安王（萧宝寅）率长江以北的义军十万人，已经抵达**，我奉他的命令，动员江州所有力量，运送粮食，迅速东下供应，我身受明帝厚恩，当誓死相报。”
当天下令戒严，让褚緭假造一封萧宝寅的信，交给大家传阅，然后在大厅之前兴筑高台，在台上与大家歃血为盟。
褚緭向陈伯之建议：“现在发动大事，应任命众望所归的人，秘书长程元冲，不跟大家一条心，而临川郡长王观，是王僧虔的孙子，人际关系不错，不妨让他来担任秘书长，代替程元冲。”
陈伯之同意，任命褚緭为寻阳郡长，戴永忠为辅义将军，朱龙符为豫州督导官。
但王观却拒绝了陈伯之的任命，豫章郡长郑伯伦更是动员全郡军队，严守城池，程元冲则秘密集结勇士数百人，趁陈伯之没有防备，发动突然攻击，一直攻到会议厅前。
陈伯之亲自应战，才终于把程元冲击退。
6月2日，萧衍下诏任命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、江州督导官，率军讨伐陈伯之。
陈伯之对褚緭说：“王观既不接受命令，郑伯伦又不服从，我们眼看就要被官军围困，现在应该先行击破豫章，打开南方通道，扩大征发兵力，加强粮秣运输，然后动员所有力量，向北进击，直扑饥饿疲惫的敌人，不怕不打胜仗。”
褚緭不过是投机取巧之徒，哪有像样的军事思维，只得唯唯诺诺而已，陈伯之便让同乡留守寻阳，自己率军南下豫章，攻击豫章郡长郑伯伦。
结果大出叛军意料，竟然不敌郑伯伦，而王茂率领的官军已经抵达，陈伯之腹背受敌，大败逃走，从小路渡过长江，与陈虎牙以及褚緭一同投奔北魏。
503年6月5日，北魏政府动员冀定瀛相并济等六州的武装部队二万人，马一千五百匹，预定中秋节在淮河以南集合，连同原驻寿阳的三万人马，全都交由元澄指挥，萧宝寅和陈伯之也受元澄节制。
新一轮的南北大战即将展开。
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