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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祖先的坟

1

我们村后有座古坟,里头埋着我们这个家族的一位先人。

老辈人说,我们这个家族原住在河北省长清县。后来,因为一次重大变故,在明朝永乐年间合族南迁,移居在这里的。可想,当年千里徙流,妇孺一路忍饥号寒,是何等凄惨。那位先人为拯救族人,曾付出多少艰辛!

这块坟地有十二亩,前有一道小弯河和村子隔开。几百年过去,坟地早已荒芜,到处长满了黄花蒿、扫帚菜和各种乱草棵子,深及半腰。人走进去,冷不丁会蹿出一条白花蛇,吓你一身冷汗。

令人惊异的是,那位先人的坟茔居然没有泯灭。坟茔是个很大的土丘,孤零零地躺在草丛里,远远看去,只露出一点顶尖。坟后横一道荒岗,前头竖一块很薄的石碑,石碑前有一长方形石桌。每年的清明节,都有人为它添些新土,化些纸钱。当然,干这事的多是些白胡子老头。年年如此,虽说例行公事一样,却很虔诚。

有几年,我们村里进行解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平田整地,不想,却牵动了许多老一辈人的心。因为这么一搞,把原来未入社时各家各户的老地边子全弄混了,而且要铲平所有的坟头。上级还说:将来县里建起火葬场,人死了要一律火化。

这两件事在村里引起一阵骚动。

老奶奶们害怕火化,有的竟捉住小脚大哭起来:“天爷,我造过什么孽哟——”

几个白胡子去找福淳爷,看能不能通融一下。福淳爷是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,又是族中长辈,说话是举足轻重的。因他排行老三,故村里人全按辈分称他三爷、三叔、三哥之类。比他年龄大而又同辈分的,则干脆直呼老三,从来没谁叫他的官衔。他呢,又委实不像个当官的样子,和庄稼老汉一样的大裤腰,一样的旱烟袋,也打很响的喷嚏,但大家还是很敬重他。

这几个白胡子都是有资格叫“老三”的,平日在村里处于长者地位,生产上有些老经验,也时常提个建议什么的,年轻人戏称为“参政员”。一般情况下,福淳爷对他们也很尊重。

那天,他午饭后小憩,坐在大门外依着墙根晒太阳、捉虱子。抬头间,看几个老哥相跟着走来,便拍拍地上招呼:“来来,这里暖和,坐吧。”白胡子们不客气,一字儿排开,也都沿墙根儿坐下了。但坟头这事毕竟掺着私心,一时竟有些难以启齿。因此,也都敞开衣襟,一边晒太阳,一边捉起虱子来。其中两个老汉,平日是极干净的,胸前的白胡子每天都要梳一梳,身上并没有虱子。可这会儿,也把衣襟翻来覆去,捉得很认真。那混黄的眼珠,却在暗中转来转去,显得心神不宁。

十月里小阳春,日头还是很有力量的。不大一会儿,白胡子们的额头上,都有些汗津津的了。气氛实在太窘。福淳爷蓦然怀疑起来,他们大老远跑来,终不是和我一起捉虱子来吧?于是,停住手问道:“你们有啥事吗?”

白胡子们早有些心焦了,一边掩掩衣襟,一边不自然地笑着:“也没啥……大不了的事。”

“有事就说吧。”福淳爷和和气气地催促。

福淳爷心里在猜测:“什么事呢?”一边在裤腰带上摸着什么(那里拴一块禾田白玉,轻易不让人看)。

那么,就不能不说了,几个老汉推诿了一阵,还是由一个山羊胡子打头,另几个做补充,把意思说了出来。

福淳爷猛地爬起身,仿佛屁股底下突然喷出一股岩浆。他生气了!他没想到,自己辛辛苦苦领着大伙搞集体化,这么多年了,他们还记着自己的地界!福淳爷感到伤心和恼火,他把紫微微的脸膛沉下来,训斥道:“你们哪,说话不知轻重,这是……变天思想哩!搁到外村,要拉到台上批斗的,说不定还会蹲班房!懂吗?”

白胡子们尴尬地低下头,像被日头晒蔫了似的。他们心里有数,老三不会送他们蹲班房,但从他的训斥中,都懂得了这件事非同小可。而且自己也后悔起来,也真是,集体化都这么多年了,还说这种话,不是作践老三吗?嗨——鬼迷心窍!

福淳爷发完火,气消了一些。他自然明白,他们没有谁想变天,说这些话,不过是老一辈庄稼人习惯的心理在作怪。他们在旧社会都曾是一代创业者,有的直到土改才分了十几亩地。他们是太珍爱自己的土地了。再说,这么多年,如果能把集体生产搞得好一点,他们也不至于老惦记着自己的地啊!福淳爷又有些惭愧起来。

他缓缓地摇摇头,又慢慢解释说:“平田整地不能不搞。老是沟沟垃垃怎么搞社会主义大农业?怎么发展机械化?怎么……至于坟头呢,”他沉吟了一番,“可以原地深埋。一个坟头占一片好地,浪费太大,火化不火化,那是以后的事——再说。”

老实讲,福淳爷自己也怕火化,只是一时尚无变通的法子。

白胡子们总算没有白来,搭讪了几句,也都起身走了。

平田整地终于搞起来了。福淳爷亲自跟着干,标准极严。田里的活路,他向来是挑剔的。福淳爷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庄稼把式,年轻时砍高粱,一天能砍五亩半。麦收扬场,无风一样干。他站在中间,左右开弓,同时向两边抛撒,麦子扬到半天空,“刷刷”地落下来,要四个人打落才跟得上。那时,他臂力很大,双手抠住石滚的凹口,平端在胸前,能原地绕三圈。村里人都说福淳爷有霸王神力。这也是他受人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各家的坟也都深埋了,但上面还是留下一个漫岗,村后的那座祖坟,则动也没动,好像大家都把它忽略了,福淳爷居然也没有提醒。

不久,他又和几个大队干部商定,把祖坟周围十二亩荒地辟为公墓,上面栽上树,村里再死了人,一律埋在这里。福淳爷认为,既然死人不占用良田,就没有必要一定要火化了。以后上级问下来,也有话说。春天槐枝泛青的时候,栽上树苗,风一吹就发了芽。当年夏天,就是一片郁郁葱葱了。

如今,已过去八九年了,十二亩槐树林已经很有气势,从几里地以外看,绿森森一片。初夏槐花盛开的时节,低空一片乳白的花海,仿佛一团很浓的白云眼看落下来,又被槐树枝挂住了。人走进去,又阴凉,又清香,槐花团团簇簇,一枝一串的,洁净而朴素,天然一种肃穆的气氛。有这等去处,真让人死而欣慰了。

从那时以来,槐树林下已经添了七十多座坟头,每逢清明节,来这里祭奠的人便多起来,古坟地也就不像以前那样荒凉怕人了。

令人感慨的是,福淳爷也已作古,长眠在这座槐树林下了。村里人都说,他死得太匆忙、太凄惨了。他才只有六十二岁,本不该死得这么早的。

2

我曾经作为福淳爷的副手,在村里做过几年大队干部,后来因为好写点东西,被调到县通讯组去了。但我的父母仍在村里,我也就时常回家,而每次回到村里,又一定去看望福淳爷。我们成了忘年交,爷儿俩经常守着一壶酒,一盘青豆,一谈就是半夜。我深知他的欢乐和烦恼,甚至对他的死也有预感。我太了解他了。

福淳爷属于解放后农村的第一批基层干部。而他当干部,说起来几乎不可信。

我们村是一个两千多口人的同姓村,村里中农居多,最大的地主不到二百亩地,因此,土改就不像外村那么轰轰烈烈。

福淳爷家属于下中农,显见得分不到多少土改果实。但他生*管些闲事,当地称为“场里人”。就是说,婚丧嫁娶、危难纠纷,什么场合都少不了他。解放前夕,为帮几家穷户租地借粮的事,曾多次和几家小地主闹翻脸。他希望老少爷们都能吃上饭,可是空有抱负,无法实现。

土改开始后,他对共产党打富济贫的主张拍手叫好,跑里跑外,做了许多工作。土改结束,自己什么也没要。工作队长看他大公无私,又很有组织能力,就问他:“你热爱不热爱共产党?”

“热爱!”福淳爷没有丝毫的犹豫。

“那么,你愿意不愿意入党呢?”

“——入就入!”

于是,福淳爷入党了,并当上了村支书。那时,他才三十岁多一点,中等身量,显得魁梧结实,紫微微的四方脸膛,腮边卷着几根软须,一眼看去,豁达晓畅而又有心数,正值年富力强、雄心勃勃的时候。他认准了共产党是为庄稼人谋福利的,决计拼一腔热血,创一番事业,让子孙后代永远过上好日子。

说实在话,如果按照党章要求,福淳爷不能说是一个合格的党员。然而,他确确实实当了二十几年党支部书记。

福淳爷不懂共产主义理论,甚至连几句像样的官话也不会说。有一年批林批孔搞得热火,他去县里参加了半个月的学习,回到村里神色黯然,只在队长会上传达了一句:“孔先生被打倒了。”那副神态,像刚刚参加完一个追悼会。以前,他听人说过,孔夫子是个讲学的。因此,他老把孔夫子叫成孔先生。福淳爷对读书人向来是尊敬的。

但运动来了,他又无法逃脱。特别工作队一进村,作为大队支书,他要在社员会上作报告。而作报告是要讲许多大道理的,福淳爷肚里没词儿,就有些做难了。因此在他的报告里,便时常夹杂一些“嗯嗨呵呢”、“因也此所”之类的废话。而且肚子一挺一挺的,很使劲。有一次正讲得带劲,突然停住了。先前大家倒并不怎么认真听,因为总是不得要领,这时反注意起来。工作队和一千多个社员盯着他,不知出了什么事。当时,我还在农村,正坐在他左边主持会议。福淳爷一手捂住肚子,一手扯扯我,小声说:“你接着讲。”说完匆匆走了。第二天,我问他哪儿不舒服,他尴尬地笑笑说:“奶奶的,裤腰带断了!”

福淳爷没文化,处理事情常常有违思想政治工作条例。一不顺心就发火、骂人,而且有时用烟袋锅敲着脑袋骂。自然,那骂法是有讲究的,子侄辈的骂娘,孙子辈的骂奶奶,从来不会错(此地风俗,这是仅限于本族内一种亲切的骂法,不同于一般的骂人)。有时候,他还打人。

那年,我刚提拔成大队干部,正好碰上两个小伙子在当街打架,好凶!我急忙跑上去,一边拼命拉架,一边让他们各自说理。他们谁也不听。一群小青年在一旁呐喊助威,并不拉架,好像在等待着什么。我真有些束手无策了。正在这时,只听有人小声说:“来了,来了!”我回头看,只见福淳爷大踏步赶来了,两眼冒着凶光。

我正要上前说说情况,福淳爷却摆了摆手,表示不必。只见他弯腰脱下一只鞋拎在手里,赤着脚悄悄偎上去,猛地扬起来:“劈啪!劈啪!……”每人照腚三鞋底,一边嘴里给自己使劲:“吭!吭!吭……”

两人骤然遭到袭击,抬起头,一看是福淳爷,慌忙松开手,撒腿跑了。还不时回头看,生怕他追上来。等跑出一段路回身看时,福淳爷正坐在地上穿鞋,一边冲他们点头晃脑:“甭跑哇?”他们不跑了,可也不敢靠近了。

这样的官未免是非不分。事后,福淳爷却说:“鸡毛蒜皮的事,有什么理不理?一句错话就闹起来,越分辨越麻烦。干脆,揍跑他们,等双方消了气,屁事没有。谁有工夫和他们磨牙!”

当然,福淳爷解决矛盾,并不一律用鞋底,有时候还很有耐性,这要看什么对象。

八队五保户七奶奶,喂了三只老母鸡,常放出去啄大田的麦子。有一年冬天,队长雷子带着社员在西河洼挖沟,中途回村拿东西,刚到村头,发现三只母鸡在麦田里一字儿排开,正啄得欢。雷子一看就火了,弯腰拾起几块碎砖头,拔步就追,几只母鸡惊得“咯咯”乱飞,一只大黑狗也跟着跳来跳去,围追堵截。雷子撩开长腿,追到七奶奶门口时,把三只鸡全砸死了。

这一下捅了马蜂窝。七奶奶奔出屋来,又哭又骂,要雷子赔鸡。雷子一拧脖子筋:“砸死活该!”七奶奶一头撞进雷子怀里,耍起赖来:“龟孙羔子,你把我也砸死吧!”许多老年人围着看,谁也不敢劝说。福淳爷可巧路过,他问明情况,弯腰拾起三只母鸡,一下子摔到雷子脚底下:“去!社员不正在西河洼干活吗?拿去褪褪毛,烧一锅鸡汤送去。队里拿几个钱,买几只鸡赔她。屁大的事,嚷嚷什么!”雷子正被缠得一筹莫展,一听这话顿开茅塞,朝七奶奶打个响鼻,提起鸡乐颠颠地走了。不过几句话,烟消云散,七奶奶没话说了。

第二天,雷子买了三只母鸡,给七奶奶送去。他前脚出门,福淳爷后脚进了屋。他和七奶奶同辈,叔嫂偶尔也开点玩笑,这次却一本正经的样子,往七奶奶床沿上一坐,先装上一袋烟递上去,然后凑凑身子:“我说七嫂,你也老糊涂了,大田的麦子让鸡糟踏,你不心疼?”

“谁不心疼?我咋知道鸡去啄麦呢!”七奶奶“吱吱”地吸着烟,装起糊涂来。

“是这话。我看你也不是故意。”福淳爷顾全她那点老面子,并不揭穿,“往下呢,可要把鸡看好。都把鸡放出去吃麦,来年喝西北风吗?你五保指靠什么?——这些年雷子待你好不好?”

“好!我没说不好。”七奶奶嘴有点软了。

“是喽!集体就是家,大伙都要爱护才对。你说呢?”

七奶奶脸红了,讪讪地说:“老三,你甭划圈子啦!我的鸡再吃大田的麦子,砸死活该。”

福淳爷眨眨眼,诡谲地笑了:“你要再放鸡吃麦,等你死了,我让雷子送你火葬场去!”

七奶奶最怕火化,伸出烟袋锅敲着福淳爷的头:“老三,看我不砸烂你的狗头!”

福淳爷缩着脖子夺回烟袋,欠欠屁股出了门,又回头说:“甭说狗头驴头,到时候反正我当家。”说完,把长烟袋杆往脖子里一插,摇摇晃晃地走了。

3

那么,福淳爷就没有束手无策的时候吗?有的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化肥、机械一直是农村的紧缺物资,光靠正常供应,根本不够用。特别是化肥,需要量更大。这就非走后门不可,走后门就要给人送礼。

福淳爷自己毫无办法,他又从来不愿低三下四地求人。于是把队长、会计召集来,布置说:“八仙过海,各显其能,谁有本事谁出去。请客送礼,实报实销。有言在先,跟着吃点喝点,没事。往口袋里装,甭说我不客气!”

有一年秋天,眼看该种麦了,各队费尽心机,多少都弄来一些化肥。独有八队还没搞到一两。雷子急得团团转,走!背上五十斤豆油,我跟你走一遭。

当天,他们到了县里一个管化肥的部门。这里并无熟人,只能硬闯了。福淳爷要亲自去舍老脸,雷子伸手拦住了:“你看着豆油,我去!”他知道这里头的难处,有时买不来东西,还要被对方奚落一顿。雷子不忍让福淳爷去受窝囊气。他把两桶豆油提到一个墙角里,让福淳爷守候着,自己转身进了大门。

一个钟头以后,雷子大步流星回来了。福淳爷正眼巴巴地瞅着,看见雷子,赶忙迎住问:“办妥啦?”

雷子并不答话,眼里噙着泪水,来到跟前,突然飞起一脚,踢翻一只桶,滑溜溜亮闪闪的豆油泉水般流出来。福淳爷赶忙去拉,雷子暴跳不止,一连踢了十几脚,一桶豆油全洒了,油汪汪一片。一群人围上来看,不知这个庄稼汉子为什么在发疯。

守着这么多人,福淳爷不好追问,也无须再问了,雷子在里头受了气,后门没走通。他默默地站在那里,看着满地豆油,心里一阵阵发酸。

这时,守门人急急地走来了,手里端两个瓷盆,一边在地上一捧一捧地把油收起来,一边说:“啧啧!这不是可惜了的吗?”大家围着他发笑,而且也不嫉妒,这老头倒会捡便宜。

看门人足足收了两个大半盆豆油,分成两趟端走了。围看的人也陆续走散了。福淳爷和雷子仍在墙角蹲着抽闷烟。好一阵,雷子起身,擦了一把泪:“走吧,三爷。今年种白茬,我也不求人啦!”

“嘿,赌什么气呢?”不知什么时候,守门人又回来了。这时,他已洗净了手。这种事他见得多了。他早已看出来,他们碰了钉子。

雷子没有理睬守门人。福淳爷倒是站起来,打了个招呼。不知是守门人发了一笔难财,过意不去,还是动了恻隐之心。他把福淳爷拉到一旁,低声说:“你们哪,走后门也笨。把东西送家去,十有八九准成。在单位里办不成的。”接着,他把一个什么人的住址告诉福淳爷,就赶紧回去了。

经过这番点化,福淳爷又有了一点希望。可雷子说啥也不去了。他只好背起油桶,按照守门人的指点,进了一个巷口。果然,中午弄到了四吨化肥的条子。

一年年下来,各队都有这么一笔非正常开销。有时候,送了礼当时不一定能买来东西,时机成熟了,才好张嘴。有时候中间转托人,又让骗了,东西只有白扔。群众有时候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一点,因此意见很大,就有人向县里写信揭发。

不久,县里派工作队来到我们村里,清仓查库,发现问题确实不小。那天晚上,工作队长把福淳爷叫到大队部,一笔一笔地把账报完,然后严肃指出:“你们这个大队账目严重不清。据初步调查,八年来有三万斤粮食、一千斤豆油下落不明。作为大队支书,你要负责任的!”

福淳爷静静地听着,一锅一锅地吸着烟,等他说完,才磕去烟灰,慢慢地说:“你弄错了,这数目字不对。”

“怎么不对!”工作队长火了,“那么多人查账,一笔一笔弄出来的。”他一拍桌子,“这样性质严重的问题……”

福淳爷的嘴唇抽搐了一下,两眼闪出泪花,用尽量平静的声音说:“你们查的是账面上的零头,还有一笔账外账。在我这儿。”

福淳爷从怀里掏出一本破旧的账簿,啪!往桌上一放。工作队长迷惑地看着他,又拿起账簿:“账外账?”

“是的。怕群众心疼,没敢公布过。可我都一笔一笔地记着哪,粮食约为二十万斤,豆油不少于一万斤。”

工作队长大吃一惊:“都弄哪里去了?”

福淳爷冲动地站起来,把烟袋缠好往腰里一别:“长话短说,走后门用了。群众揭发,没错!扔出去的都是血汗,能不心疼?可为啥还要这么搞,农村干部给人磕了多少头,作了多少难就不说了,活该!谁让你求人哩?谁让你搞不正之风哩?庄稼人东西不值钱,脸皮不值钱,发贱!”福淳爷红头涨脸,使劲闷住火气道,“一句话,我同意让他们干的,不关队长的事。蹲监狱坐牢我一人去!我五十多岁了,也干不了几年了,村里少我一个不当紧,生产队长都不能处分,不能啊!农村的事,你们城里人不懂,大队可以一年没支书,但生产队不能一天没队长!你千万别处分他们呀!”福淳爷慷慨陈词,说到最后,又近乎哀求了。

工作队长倒不知怎么说了,他们听得目瞪口呆,想不到面前这个庄稼老汉一样的大队支书,竟是这么磊落!这是一个怎样的老人啊!

但从此以后,福淳爷再不同意队长们带着粮油往外跑。全大队一年就有两三万斤粮油抛出去,他早就疼得咬牙了!他后悔、辛酸,感到自己对不起老少爷们。

福淳爷的思想越来越苦闷了。

4

他老是借酒浇愁,而且越来越贪杯了。

福淳爷一辈子爱喝酒,以往我每次回村,定为他捎一瓶原装酒来,陪他喝几盅。他没有钱,平日喝的都是七毛多钱一斤的红芋干酒,质量很差,性却很烈。他看我捎来好酒,老是沉着脸说那句话:“太贵了!”但他又很珍重,一次舍不得喝完。

当然,哪个小伙子娶媳妇,也没忘了请福淳爷喝喜酒,他也从不拒绝。上级曾为此批评他:“党员干部,怎么能随便到社员家里吃吃喝喝呢!”历次运动,工作队也都整他这一条,他老也不改。他说:“咋!党员干部就不是人?都是本家爷们,几番请不到,那叫廉洁?屁!那叫假斯文,装相!”福淳爷固执地认为,乡下不同于机关,其实机关也有人情交往。更何况我们村是个同姓家族呢。

福淳爷酒量其实有限,三两正好,半斤就要醉了。他可以一天不吃饭,不能一顿不喝酒。特别到了晚年,几乎爱酒成癖。他从来没打算忌过酒,怎么能忌得了呢?他的心情老是一天比一天沉重。

有一天晚上,我们爷俩在一起喝酒,他回忆往事,分外动感情。他说:“跟着党走,我是铁了心的。合作化那阵阻力大,庄稼人舍不得自己的地啊!我一家一户动员,熬烂眼、说破嘴,大伙终于同意了。咱‘曙光’社是全区第一个。……1958年,大伙出了大力,庄稼长得并不错。可是一平二调来了,丰产没有丰收。收红芋时用犁子犁,大半都扔到地里了。……那时我被拔了白旗,看着心疼,没法。秋后,全村扔了三百多亩地,种不种都一样,谁还愿意要地呢?昏了头!第二年我复了职,领着大伙度饥荒。三年困难,那是真难啊!树皮都剥了吃,全村还是饿死百十口人!……”福淳爷用袖口沾沾泪水,又说,“我没能救活他们,心里有愧,到死……我也不会心安。……到1965年,恢复得像点样子了,喏!又天下大乱。批判我,该批!我有错误,可是别打倒我啊!我还能干几年呢?来不及了……你看我这胳膊,”福淳爷说着捋开袖口,“尽是些筋筋皮皮了。我的肉、我的力气,快要完了啊!……”福淳爷喉头哽住了。他眼圈儿红红的,端起一杯酒,一口喝干,重重地垂下头去。在飘忽的灯影下,我看到,他的稀疏的头发,已经灰白了。

我的心潮在一阵阵翻滚,啊啊,福淳爷不仅在倾诉内心的苦闷,也在计算着自己生命的进程!他是怎样被事业苦苦缠绕着的呀!

二十多年间,他几乎每天天不亮就起床。春天,是容易贪睡的时候,却是庄稼人播种的季节,辰光误不得。福淳爷总是早早爬起身,四处招呼人们上工。而到了冬天,又常常会有这样的情景:一夜北风,一夜大雪,到天明时,一切沉寂下来。冰天雪地把整座整座的村庄都冷凝了。这时,在雪光和寒星下,一个模糊的人影来到村子中间的槐树旁。一颗铁铃悬在一根横枝下,用来摇铃的绳子已冻成一条冰绳,僵僵地垂下来。那人刚想伸手触摸绳子,可往四下里望了望,又缩回手,蹲在地上抽起烟来。那意思,好像这么一动,就会惊醒人们的晨梦。时候是早了一点,那么,再睡一会儿吧。

槐树底下的老人,被一件又大又重的黑棉袄紧裹着,烟袋锅一明一灭的,帮他驱赶着寒气。他是那样安静,那样耐心,像一位慈祥的老爷爷,守候着熟睡的孙子。浓密的胡子上渐渐结出一层霜花,眉毛也白了。

终于,一只报晓的雄鸡首先叫起来,“喔——”不大会儿,村子的各个角落,都传来雄鸡嘹亮的啼鸣,老人忽地站起身,扯住冰绳,急促地摇起来:“当当当当!……”接下去不久,这里那里也响起了铃声。寒星摇落了,晨梦摇碎了,沉睡的村庄缓缓地苏醒过来。……

那第一个摇铃的人,多半都是福淳爷。

然而铃声的作用却越来越小了。有时要摇动三四遍,再挨门喊叫,那一扇扇紧闭的大门,才“吱呀——吱呀”地打开。社员上工以后,又老是慢慢腾腾地干活,干部在和不在大不一样。福淳爷曾多次向我说过:“庄稼人越来越懒了!不像单干时那么吃苦。”这使他感到恼火,一个真正的庄稼人,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懒惰。可是为什么会懒了呢?他想不通,我也找不到原因,只能随着唏嘘一番。干部贪污、懒惰,他可以撤职,但对社员又能怎样呢?干着急!

干部和社员争执打架的事,几乎每天都要发生,有时一天数起,按下葫芦浮起瓢。十二个生产队,他一个也不放心,两个脚底板跑得发胀,嗓子喊得发疼。他像所有队长的嗓子一样,长年处于半嘶哑状态。他骂人,脱鞋底,可是不灵了,越来越不灵了。他的招数好像使完了。

夜间睡在床上,福淳爷嗓子干得冒火,一身筋骨像散了架。这时,他常想,工作为啥像拉旱船一样费力呢?什么时候才能轻松一点呢?但天不亮他又爬起来,开始一天的奔忙。

年复一年,福淳爷疲惫不堪。他像一个风雨夜行人,在狭窄而泥泞的田埂上艰难跋涉。摔倒了多少次,又爬起来多少次,始终朝着事业的灯盏,顽强而焦急地行进。那风雨中飘摇的灯盏,是他的追求,他的希望,他的生命!

然而,路太远了,他老也走不到。漫长的路途耗尽了一个庄稼人最金贵的时光,风风雨雨在他脸上刻下一道道皱纹。腰背也驼了。曾经是那样强健的筋骨,衰老了。福淳爷终于没有力量再走下去了。

5

1980年,村里实行责任制前夕,福淳爷申请辞职,一个年轻人接了他的班。

他肩上的担子没有了,每天挎着粪叉子,在村前村后默默地转来转去。很少和人说话。看起来,他的心情一点儿也不轻松。

后来,大队为了照顾他,在大队部旁边盖了一间房子,让他开个杂货店,也算有了一个归宿。福淳爷起初不肯,后来还是同意了。大队部的院庭,曾经是他三十年的政治舞台,他留恋那个地方。

店铺在十字路口,向阳一溜*墙。西边是大队三间供销社,宽敞明亮,货物齐全。东边一间是福淳爷的杂货店了。因为没有透窗,显得有些阴暗。靠北墙用砖头砌成的货架上,摆着一些日用杂品。有香烟、毛巾、袜子、鞋带、针线、小学生用的铅笔、本子等。用水泥做成的柜台里头,放着一坛酒,一坛醋,一坛酱油。柜台上有一瓷盆自己煮制的青豆,里头有白生生的杏仁,上面撒一层鲜红的辣椒丝。用八角茴香煮成的。此外,旁边还有两只小酒碗。

福淳爷每天关门很晚,一些老汉常来这里闲坐。他一早就打开店门,开始卖东西。不知什么原因,挨门的大队供销社,竟不如这间小店显得兴隆。不少社员买东西,凡是小店有的,决不去大店。三分五分的零钱,不等找回,就转身走了。起初,福淳爷以为是对方忘记了,就追出店门喊:“甭走,还要找你钱呢!”那人却回头笑笑:“算啦!一星半点的。”日子久了,老是出这种事。福淳爷终于醒悟:这是大伙可怜我呢!他的心头一下子掀起巨澜!酸甜苦辣咸,什么味道都来了。

去年秋后的一天晚上,我回到村里,和父母说了一阵闲话,又去杂货店看望福淳爷。这时,外面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,没有一丝儿风。我披了一件雨衣,急匆匆地出了门。路上又黏又滑,几次险些跌倒。老远,我看到大队供销社的灯火已经熄了。只有福淳爷的杂货店里,还亮着一团昏黄的光。我走到门口,见福淳爷正坐在货台后面,一边抽着旱烟袋,一边望着秋雨出神。我一下闯进去,竟把他吓了一跳。见是我来了,忙站起来责备说:“这么晚了,还来干啥?”但看得出来,他很高兴。

我把雨衣挂在门上,他又走出柜台拿下来放到墙角里,说:“今晚下雨,没人买东西,咱爷俩喝两盅。”说着,把门掩上了。福淳爷又返回柜台,从坛里舀出一碗酒,又从盆里盛出大半碗青豆杏仁,放在柜台上。柜台外有一张长凳,是平常老年人来这里闲坐的。我扯扯凳子坐下,爷俩便隔着柜台,你一口我一口地喝起酒来。没有筷子,茴香豆便用手捏着吃。

一时间,我们竟很少说话。只是慢慢地喝着酒,谁也不看谁。在无言的沉默中,我能想像出福淳爷忧郁的脸色。门外沙沙的雨声还那么清晰,整个村子都被雨声笼罩了。外面的墙脚下,土蚰子“嘟!嘟”地叫了两声,又沉寂了。路南的两棵大柳树上,有几声宿鸟骚动的微响,接着“咂”的一声,大概是落下一根枯朽的树枝。少顷,从更远的地方,好像是黑黝黝的旷野里,传来隐隐的嘈杂声。啊,起风了……秋夜神秘的语声如此清晰地传来,时而像有人在窃窃私语,时而像老人一声深长的叹息,时而像汹涌的涛声在逼近。我忽然觉得自己的感情那么脆弱,一丝莫名的惆怅袭上心来。

我收回远游的神思,伸手捏起一瓣杏仁,送到嘴里慢慢咀嚼,有些苦味。我正想寻些话头,忽然看见福淳爷两滴清濯的泪挂在腮边。我吃一惊,忙问:“三爷,你怎么啦?”

他摇摇手,端起碗一口喝尽剩下的酒,又从坛里舀出一碗:来,往我面前一推,重重地叹了一口气:“嗨!我这个人哪……没本事!一辈子……算完了……完了。”他咽住了,抖抖地摸起烟袋,面色那么惭愧、悲怆!

虽然在他任职期间,全村一直比较贫穷,但他为大伙共同富裕,却奋斗了半生。庄稼人是淳厚的,并不以成败论英雄。在大伙的心目中,福淳爷仍是一位可敬的老人。然而,这却大大加剧了他的痛苦!他从心里感激乡亲们的深情厚谊,却受不了怜悯!他曾经居高临下,想给予大伙什么的。结果呢,自己却成了可怜虫,靠乡亲们善意的施舍过日子。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。这是一个强者的悲哀!

我理解他的感情,不由得一阵痛酸,于是劝说道:“三爷,你的本意不就是让大伙富起来吗?如今大伙的日子终于一天天好起来,你应当高兴才是。”

福淳爷从嘴里抽出烟袋,连连点头:“是啊是啊,我高兴。我咋不高兴哩?可……可我一想到,这不是从我手上富起来的,一想到我自己……就心里酸。”他说着说着,又流泪了。

我还能说什么呢?福淳爷的思想也许是狭隘的,但却是真实的。我不能不承认,这是一个悲剧。村子里富了,而他却失败了!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、必然的失败!

当天晚上,福淳爷一直喝得酩酊大醉。

以后,我知道三爷的心境一直不好,每隔十天八天,就回到村里看他一次。 他的健康状况在一天天地坏下去。一方面,他为村子里蓬蓬勃勃的新局面高兴。但同时,他又老是不能从往事的回味中解脱出来。那时,我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,老是这样下去,福淳爷的日子不会太久了。

去年冬天,我去省里业务进修,因为学习紧张,春节也没能回家。今年四月,当我结束学习回到县里,才听爱人说,三爷已经死了。我并不感到意外,只觉得心在一点点往下坠。

第二天上午,我匆匆赶回村里去了。从省城回来时,我为福淳爷买了一瓶茅台酒。我明知他已经不在了,还是把它带上了。

回到村里以后,父亲告诉我,福淳爷是在除夕夜死去的。

那天,雪下了一整天,漫天飘舞,村庄、田野,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了。傍晚,雪停了。人们已经操办好年货,没谁买东西了。福淳爷家里人叫他回去,他说身上不舒服,还要看守店铺,没有回家。后来,陆续又去了几帮人,拉他去喝辞岁酒,他也没去。天黑以后,我父亲又去看他,他问我从省里回来没有。父亲说:“没回来,你跟我去喝几盅吧?”福淳爷摇摇头,也推托了。往年的除夕夜,我总是和福淳爷一块儿过的。不是在他家,就是在我家。这次,我没有回来,他心里不太好过,一副若有所失的样子。父亲理解他的心情,陪着坐了一阵,也告辞了。

福淳爷关上店门,独自喝起酒来。这一次,肯定又喝醉了。因为第二天早上,人们发现一只酒碗碰落柜台下,摔碎了。这一次,他喝醉了没有上床睡觉,店门没上锁,就出了门。他一路脚印,歪歪斜斜出了村。沿着脚印追寻,可以知道他曾围着村子绕了一圈。麦田地头上,有四处被他扒开积雪,露出青葱葱的麦苗。显然,他像往常当支书时那样,又在察看麦子的苗情。但这是最后一次了。

十二个小队的场院和牲畜室,他也全走遍了。这些地方作为集体的象征,曾经有过巨大的草垛、粮食,有牛马驴骡。全大队三百多头牲畜,他大多都能叫出它们的名字:小红马、白额头、一只眼、老黄犍、黑毛兽……可是这些都不见了。场院是空的,牲畜已分到各家各户喂养。几处残破的门窗,有他触摸的痕迹,窗台上的一层白雪,留下了他的手指头印。窗台下的雪地里,脚印很深很深,有的已经融化出地皮来。可以想到,他曾在那里站过很长时间,也许还流过泪。这些集体的家业,都是他经手创建起来的,曾经是他的骄傲和安慰。可是如今没有了。草垛、粮食、牲畜、熟悉的畜粪味,全没有了,只剩下空荡荡的一片场院,四处一个人影儿也没有。他看了能不难过,能不流泪吗?是的,福淳爷一定流过泪的。

当他最后走到八队的场院时,这里不仅没有草垛、粮食和牲畜,连房子也没有了。十几间场院打倒了,屋上的砖瓦、木料已经拉走,只剩下一片土墙的废墟。这些废墙上又分成一个接一个的小堆,摆在一大片空地上。那是分给各家各户,准备开春以后拉到田里做肥料用的。土墙碎了,福淳爷的心也碎了!他扑倒在一个土堆上,再也没有爬起来。等天明人们找到他时,福淳爷衰老的尸体已经冷僵了。他的一只手压在身下,捂住胸口,另一只手伸出去,紧紧地攥着一把碎土。

灰蒙蒙的天幕低垂着,覆盖在白雪皑皑的原野上,周围村庄的鞭炮声时紧时缓,不停地响着。啊,辞旧迎新,这正是庄稼人最感神圣、最感欢悦而又充满希望的时刻。

福淳爷静静地卧在雪地上,脸色还是那么痛苦。到底,他没有解脱出来。全村男女老幼拥出村子。围住他的尸体哭成一片。七奶奶拄着拐棍,颤颤巍巍地赶来了。七奶奶哭倒在地,双手把福淳爷的头捧在怀里,大放悲声:“三兄弟,今儿是个啥日子,亲人千里迢迢……还赶来团聚,你咋……一个人……走了哇!……”雷子嫂跪在福淳爷身旁,哭得泪人一般:“三爷,你咋这样想不开啊?有俺吃的,就有你吃的,俺们打算养你一辈子的呀!”十二个队长,千把口男女老少都在流泪,诉不尽的衷情,解不开的悲痛……

埋葬那天,几乎全村出动。这是当地最古老的葬礼。人们抬着巨大的棺木,和着低回的唢呐声,一步一步地把福淳爷的尸体和亡灵,引到村后的槐树林下,在那位先人的坟墓旁,隆重地安葬了。

父亲说完这一切时,已经泣不成声。

傍晚,我独自来到村后的槐树林。盛开的槐花,发出一阵阵浓香。晚风吹过,飘下一片片花瓣,悄然落在松软的坟地上。无边的寂静一直延伸到幽深的天海。一只夜莺在冥冥暮色中从远处飞来,无声地落在槐树林里了。

我在林下缓缓地走着,唯恐惊动安眠在这里的老人们。最后,在福淳爷的坟前站定了。坟头上已长满了毛茸茸的青草,在夜色中不甚分明。一条蛇受到惊动,从草丛里“沙沙”地爬走了。

我已经没有泪水,只觉得心里堵得厉害。我想在福淳爷的坟前说点什么,可是又说不出。似乎也无需说什么了。

福淳爷,古老而隆重的葬礼,已为你老人家作了结论。作为一代优秀的庄稼人,你已经走完了自己逼仄的生命的路程。也许,你没有为这个世界增添令人瞩目的光辉,然而,你却奉献了一颗赤诚的心,这就够了。这里埋着你的尸体,埋着你的优点和缺点,也埋着你的希望和遗憾。你的子孙将会总结你的一生,却不敢也无权轻薄你。

怎么能呢?轻薄前人的人一定是轻薄的人。每一个人,每一个时代,不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吗?历史的链条是一环一环接下来的。说,我们今天的大厦下,没有你们这一辈人铺下的基石呢?

啊,福淳爷,我们会记住你的,就像记住那位先人一样。

月牙儿亮起来了。坟上有许多斑驳的投影。在青幽幽的草丛里,我分明看到一层飘落的槐花,一瓣一瓣的,那么朴素,那么洁净。晚风徐徐地涌进槐树林,清凉凉的。我沉思良久,打开茅台酒的瓶塞,把这名贵的佳酿,虔诚地绕坟泼洒了一圈……

福淳爷,你闻到酒香了吗?

《延河》1984年9期

《小说选刊》1984年11期转载(未完待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