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十年代初，随着国民经济困难加剧，家家都吃不饱饭。为填饱肚子，人们想各种办法，除了挖野菜扒树皮，还把柞树叶和榆树叶子剁碎掺玉米面做干粮。柞树叶子发涩，吃过后大便燥结，尤其老年人。
住西屋的刘大叔搬走了，又搬进来的人家姓贾，家里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爷子。贾老爷子吃了柞树叶拉不出屎，在他家屋后常常一蹲就是一两个小时，蹲累了，上身向后一仰，靠在墙上歇一会儿。老人家憋得难受，忍不住直哼唧，还磨磨叨叨地对自己发火。这成了孩子们的景观，都围过来看热闹。有的孩子找来小木棍儿，告诉他用棍子往出抠。老爷子气恼地咆哮着：“小兔崽子，看我干啥？回家看你爹去！”
有一次贾老爷子蹲的时间太长，昏过去了，多亏孩子们及时喊来他的家人。当他再次排便用力过猛昏倒时，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，大伙都说是拉不出屎憋死的。
老人家的死，邻居们都很恐慌，对我母亲的打击也很大。平常，母亲在院子干活，总是陪着在门口抽烟的贾老爷子唠嗑儿，我家做点儿换样的饭菜，母亲也趁热盛一碗给老人家送过去。没病没灾的大活人，说没就没了，母亲伤心生命无常，生活无望。
正赶上粮食部放粮那几天，母亲竟想不起来上个月自己把粮证藏哪里了，越着急越找不到，心情坏透了。父亲说实在找不到，可以申请补发，就是麻烦点儿，当月补不上，要等到下个月。母亲越发上火：这一个月咋活？全家人都把脖子扎上吗？
中午回来，屋里冷冷清清，在家的弟弟妹妹说母亲是哭着走的，去哪里不知道。母亲不在家，父亲中午不回来，我们不敢动仅剩的一点粮食，就那么大眼瞪小眼地傻傻地等着。三姐突然跳起来：“咱们得去找找妈啊，走，快走！”
该找的地方都去过了，不见母亲踪影。天快黑的时候，母亲自己回来了，我们又笑又哭，这才敢说出心里的担忧：“这个家要是没了妈，日子还能过吗？”
母亲含着眼泪，说给我们带回好吃的了。解开头巾，有两个烧饼，还有纸包着的溜肉段儿。虽然都馋得要流口水，还是最想知道母亲去了哪里。
母亲一上午跑了三个地方，也没能办成补发粮证的事，懊丧绝望，有了寻死的想法。街头两个人说刚开业一家高级饭店，吃饭不要粮票，吸引了母亲。
母亲劝自己，为人一世，不能空着肚子去死，最后“高级”一把吧，便跟着进了饭店。闻到饭菜香味，摸兜里刚买的一瓶安眠药，告诉自己啥也不去想，一狠心掏出钱，买一份十八元的套餐：两个烧饼、一碟溜肉段儿、一碗鸡蛋汤。母亲感到身上发冷，先端起冒着热气的一碗汤几口喝下去，伸手去拿烧饼时，看到一个大人领着两个孩子进来了。母亲心里一颤，想到自己的一大帮孩子，放下了烧饼。
听着母亲的讲诉，我们的眼泪怎么也擦不干。毕竟是母亲，没有扔下自己的孩子不管。母亲把烧饼掰开分给我们，故作轻松地说：“我的魂儿，差点被老贾头领走。”
我们在学校上课也不专心，有时饿的坐不住凳子。一上午四节课，最后一节最难熬。遇到班主任老师的课，无论如何都得挺着，要是科任老师，我们就有办法让最后一节课上不成。办法是我的同学范明喜想出来的。
第三节课刚下，范明喜拎着第二堂课已经清空的饭盒，跑到学校大门对面的小卖部，花三分钱买两块臭豆腐装进去，添半下子水，放在教室炉盖上，和同学们的一堆饭盒混在一起。饭盒里的水烧开了，整个教室顿时充满奇臭无比的气味。第四节课的老师走进教室，抽抽鼻子嗅几下，低声嘀咕一句，开始讲课。可是，随着女同学的“叽叽喳喳”和男同学的“老师太臭太臭了”的叫喊，老师不得不停下来，有的老师还故作幽默地问，“你们是说我讲课太臭了吗？”我们叫喊的时候，故意在“老师”和“太臭”之间不做停顿。老师当然也闻到了臭味，问同学们：“你们说，这课是上呢还是不上？”
大家七嘴八舌夸张说，“不行啊老师，这会中毒，会熏死人的！”这堂课自然没法再上。这臭的奥秘只有我们几个男生知道。
那时候为支援古巴，供应居民的面粉都是从古巴进口的黑面。人们把这黑面叫“响面”，因为吃了这样的面食，容易放响屁。有的老师被我们制造的奇臭熏得不好受，颇为不快地说，“响面人人都吃，可没有你们班放屁这么臭的，真是臭死人了。你们放屁很有特点，只臭不响，这就更具杀伤力。要是再这么臭下去，我就得要求换班了。”班主任老师挨个儿找班干部谈话了解情况，也没弄清原因。
我们班的“臭”名声在全校就此传开，有的外班同学好奇，还特意在第四节课跑过来闻臭。范明喜嘻嘻笑着，显得特有成就感。
范明喜球哄哄的样子，有点江湖，很有力气，其他淘气的同学都挺怕他。他坐我后排，经常向我借课外书看，那些书都是我拿啪（pia）叽戳子换来的。
所谓“啪叽戳子”，是我用废手锯条磨成刻刀，找来合适的木块，刻出各样古代人物头像，沾上颜色，像使用印章那样，想要多少啪叽就印多少。我刻的头像造型威武漂亮，线条细腻，能看出每根发丝和胡须，许多男同学都愿意拿课外书和我交换。
一个学期，我换来几十本书，每本书我都认真读过，不知不觉提高了我的作文能力，也认识许多课本以外的生字。
范明喜也喜欢写作文，每次写完，都让我帮他添标点，他写作文不习惯用标点。除了语文课，他对别的课都很厌倦。上自习课，他常常学着说评书的腔调，突如其来地冒出几句乱编的段子，说完哈哈大笑几声，不管往下有没有课，背起书包就走。
他对收音机里的评书节目特别着迷，可能是评书听多了，头脑很灵活，常有别出心裁的恶作剧。参加全县“声讨美帝支援古巴”大游行，有一句口号是“要古巴，不要美国佬”，范明喜随着节奏大声喊出“要你妈，不要你破姥儿”！同学们强忍着不敢笑出声。他却义愤填膺的样子，皱着眉头，低一声高一声地反复喊着。
他常在课堂抽烟，把头猫在课桌下面，袅袅升腾的烟雾被老师发现。老师厉声叫他站起来，他满脸无辜的样子反问，“老师，你要干啥”？老师说，“我不干啥，我是问你在干啥？”他爽快地回答，“我在听你讲课啊。”老师问，“刚才你头上的烟雾是怎么回事？”他仰脸望着天花板，懵懂地问，“烟雾？老师你看见烟雾了？”老师说，“你没看见吗？”他摇摇头，忽地指着窗外故作惊喜地说：“老师，我看见了，那是天空的白云。”随即用朗诵的语调说：“白云啊，你快飘走吧，我敬爱的老师在讲课。”
这堂课变成了小品节目，课堂气氛倒是活跃了，哭笑不得的老师无心再讲下去。
除了语文课，上别的课他既不看书也不做笔记，只是靠着椅子抱膀儿发呆。有的老师不免招呼他一声，说他的样子像是在听大鼓书。他一下来了精神，站起身弓腰作谦卑状，微笑着问老师;“老师你想听大鼓书吗？好好好，洒家这就给你讲上一段儿，你且听了—”他象唱京剧念白一样，把“了”字拖得很长。老师们知道他是煮不烂的老牛筋，不再理会他。
范明喜知道我家人也吃树叶，听我说了老贾头的遭遇，他说别吃树叶子了，换点别的。课间出去活动，他拉我到僻静处告诉我一个秘密。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