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姐和王靖山没能处下去，母亲自己也许有所反省，后来对姐姐们处对象的管束似乎有所松动。母亲的观点是，姑娘大了不可留，嫁出去一个，家里就少一份负担，但必须是堂堂正正的明媒正娶。
于是不久，二姐被嫁出去了。男的姓赵，在铁力火柴厂当电工，有过婚史，前妻病逝。他第一次来我家相亲时，戴一顶样式奇特的帽子，三姐说像个土耳其，我们背后就叫他“土尔其”。其实我们并不知道，真正的土耳其什么样儿。
说实话，我从情感上不愿承认“土耳其”是我二姐夫，我心目中的二姐夫，应该是那位解放军骑兵或者农场的王靖山。能看得出来，二姐嫁的很不情愿。
那些日子母亲反复讲自己的一套理论：“死了老婆的男人，再婚后会对老婆加倍心疼，还知道过日子，这有啥不好？人这一辈子扑扑腾腾吃苦受难的图什么，不就是为了过日子吗？能把日子过好，比啥都强。”母亲一锤定音，二姐只能默默服从。
眼看婚期临近，二姐无动于衷，好像婚事不是她自己的。她照常上班，照常干家里的活儿，照常翻翻她从东北林学院带回的教材。就是不张罗也不做与自己结婚有关的事。说一件不做也不对，二姐有一双胶底白鞋，很珍惜，平时很少穿。那是她上班第一个月把工资全部交给母亲，母亲数过后，捻出三元钱递给她，说上班道儿远，晌午回不来，饿了就买个干粮吃。二姐用这钱去买了这双鞋。
二姐认为她这双白鞋有点泛黄，从上班拎着的小布袋里翻出一角钱，让我给她买一袋白鞋粉。一个晚上，她只顾粉刷那双白胶鞋。母亲见了责怪二姐：“结婚是大喜事，哪能穿白鞋呢？快扔一边儿去！前院儿孙丫儿有双皮鞋，借来穿一天吧。”
母亲打开她“机要重地”紫檀柜，拿出几块布料，让二姐挑一块做件衣裳。二姐摇摇头，靠着墙无声地看书。母亲又从被垛下抽出一叠钱，说这是二姐上个月的工资，让她拿去买些结婚用的东西。二姐说“不用”，沉着脸继续看自己的书。
正日子那天，二姐腋下夹着只包有几本书的“包袱”，默默地步行离开家。虽有亲友们相送，也感觉不到喜庆的气氛。二姐的脚下，是那双白得耀眼的白胶鞋。不知她是怎样躲过了母亲的眼睛。
二姐结婚后，隔两天回来一趟，碰上家里有活儿就帮着干，没活儿时就默默对着墙上的像镜发呆。她从来不说和“土耳其”过日子的事，母亲问她，她只用一两个字回答，有时甚至一个字也不说。看家里要吃饭了，二姐站起身就走。
二姐的工作是在站前综合商店当营业员，和大姐夫同属一个系统。后来听大姐夫说，二姐卖货常出错。我很纳闷，凭二姐的文化和做事的经心劲儿，卖那点货怎么会出错呢？她们商店我去过，卖的就是油盐酱醋、针头线脑儿之类的小商品，没啥复杂的，再说光顾他们店里的顾客又不多。
想到二姐对着像镜发呆，我似乎明白二姐卖货出错的原因，也只是乱猜而已。我知道二姐心里有个梦，那梦早已飞去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。
二姐如果不退学，她的生活，也许不是现在的样子，她的命运，也许不是后来的结局。她当初退学，是为和家人相守，共度饥饿的苦日子。这一步，二姐真的走错了。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