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沟大队是个自然村，二百多户人家，居住比较集中，分成两个生产队，劳力归大队统一调度，收入分配也由大队统一核算，我们这伙不拿工分的劳动力，参加哪个生产队劳动都可以。敬主任把我们派到劳动力不足的第二生产队。
队里有个五十多岁姓敬的光棍汉，是正宗贫农，人们叫他敬疯子，记工册上也是这个名字。开始以为他是敬主任的亲戚，后来知道他们根本不沾亲带故。敬疯子非常神秘地对我们说，他是隋唐绿林好汉敬德的后代子孙。他趴在我耳边说话时，一股恶浊的气味让我不敢呼吸。干活中间歇气，他毫无顾忌地当众脱下褴褛的上衣抓虱子，边抓边扔进嘴里，咬出“咔吧咔吧”的声音，还连声说，他妈地真香真香。他干活很卖力，割地时紧紧咬住打头的一步不落。割水稻拧绕子打捆，就是他教会我们的。
晚饭后，我们走进村后孤零零低矮破旧的小草房，那是敬疯子的家。尽管预想到会如何脏乱不堪，臭气熏天，相约谁都不能嫌弃，进门后还是禁不住捂紧口鼻。
点亮我们自带的蜡烛，才慢慢看清屋里的一切，一铺小炕塌了一半，另一半没有炕蓆，堆着几条破麻袋。问他睡觉盖什么？他拿起一条麻袋从脚下往上套，套到腰部，又拿一条从头上往下套，盖住肚子，麻袋上面的窟窿，正好把脑袋露出来。看了让人觉得滑稽又可怜，有两个女生笑哭了，敬疯子看了直发愣。
屋里没有锅灶，两块土坯架一只破铁锅，锅里有块一尺长的窄木条，颜色黑亮，是他做饭炒菜的铲子。旁边的缸里装着他全部的口粮，抓起一把，看清是不同的品种都掺在一起，包括玉米面。这样做饭时无法淘米。果然，他反问：淘米干什么？
一个秋老虎天气的正晌，热气蒸腾，男生们骗敬疯子去河里抓鱼。在有树荫遮挡的河湾，我们脱得只剩一条短裤，让他也脱掉衣服，他里面没穿短裤。不管他愿不愿意，摁住他，把他浑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，他哇哇乱叫“杀人了杀人了！”洗完，他拍着自己的光屁股说，“痛快，真他妈那个巴子的痛快！”给他换上我们的衣服，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。有两个同学自愿捐出棉被和褥子给他，他高兴的躺下、起来，再躺下再起来，乐呵呵地折腾好几回。我们帮他修好塌炕，搭起锅灶。本想让他和我们搭伙一起吃饭，敬主任没有同意，他是为我们着想。
敬疯子对我们带来的小收音机很感兴趣。问他爱听啥节目，他说天气预报，“可有一句话总是听不明白。”问他哪句话不明白，他说，“干啥老是说有阵雨和没阵雨呢，到底是有没有哇？”他这一说我也很纳闷，专门仔细听一遍，觉得确实有问题。省电台在播出天气预报时，有一句是“多云转阴，有阵雨或雷阵雨”，难怪敬疯子听成“有阵雨和没阵雨”。我想是电台过于认真刻板，没有考虑缺少文化的农民或耳背的人能不能听得清。莫不如改成“有雷阵雨”，人人都能听得清楚明白。即便又打雷又下雨或者只下雨不打雷，在说法上都不存在什么大的问题。这件小事，对我们也有启示。
我们每晚分组走访贫下中农，帮他们读写家信，帮老人理发洗头洗衣服，帮修自行车和缝纫机。走访中，发现好多人家把猪养在自家屋里，我们说这样不卫生，人容易得病。他们不反对我们的说法，但不想改变。由此我们检讨自己，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而不是反过来要改造贫下中农。他们不良的生活习惯，只能慢慢引导。
我们自己总结，认为和贫下中农的感情贴近许多，标志是我们愿意亲近他们，关注他们的生存。对“三关”中的感情关，我们认为还算过得去。
对劳动关的体会，认为有两层含义，一是爱劳动，二是会劳动。第一个问题似乎不难解决，再苦再累，每人都出满勤出全力。仅就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而言，没有坚定信念哪来坚强毅力？最初干农活，我们只是小半拉子，比如拔萝卜，社员一人把着两条垅，我们俩人把着一条垅。后来渐渐跟上来了，一个人可以顶大半个劳力，至少可以完成整劳力的六、七分活。第二点会劳动，是指劳动技能，可以肯定地说，庄稼院里我们接触到的农活，起码知道怎么干了，当然没有社员手快，这要有个熟能生巧的渐进过程。捆水稻打绕子，就是个技术活，我们反复练一晌午才学会。敬疯子淌着含拉子说，真他妈挺好，我批准你们合格了。
谈到困难关，话就要说多几句。首先是做饭，男女搭配俩人一班，实行大循环，负责一天早晚的两顿饭，做完饭照样出工。午饭来回小跑，随便吃一口早晨的剩饭。好在干活的庄稼地离村子都不远。困难出在早晨起不来，早六点半出工，四点半就被从村后转到村前的打更人喊醒，那人敲一下铜锣喊一声“做饭啦，做饭啦”。听到叫早声，值班的人感觉自己起来了，或者正在做饭。等天大亮猛睁开眼睛，才惊愣地发现自己还在被窝里，这时愧疚怨恨（当然是恨自己睡过头）一起涌上来，一轱辘滚下床，晕头昏脑地赶紧做饭。整天累的想睡觉，这是一难。做饭全是烧秸秆，一顿饭要烧好几抱，怕藏耗子不能在灶房预先备足，夜里下雨浇湿了，早起点火费劲不说，做出的饭半生不熟很难吃。吃不饱肚子就干不好活，这也算一难。
手掌磨出茧子，手指裂开口子，尤其割黄豆，很容易扎手，和社员一起又不能带手套，干活碰着或沾水时疼痛难忍，这又是一难。
还有一难说来很无奈，常有女生半夜惊叫。她们睡醒一觉，发现南窗外有人影，那影子时不时头部紧贴窗玻璃。虽然有窗户帘档着，也够吓人的，她们不敢起夜出外头。我们商议一番，认为不能轻易向革委会报告，也不能随便抓那个人，那样会惹出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，搞不好会干扰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革命大方向。讨论来讨论去，一致同意一个不能外传的应对措施：男生也搬到东屋，给女生壮胆。把西屋的通铺拆开，靠东屋南窗再搭上，铺和炕中间拉上两条床单当隔帘，同时规定了严格的纪律，无论公事私事，男女一律不得越帘互访，有事拿到饭桌上说。西屋的窗帘晚上照常拉上，放个小便桶，归女生专用，男生必须去屋外。
虽然男女同居一室，几个月来绝无越雷池事件发生。那时的我们特单纯，男女之间的事不懂不想不谈，也是太忙太累，实在没精力扯别的。
这个大队老一辈的带帽地主富农都死光了，只有三户地富子弟，表现都老老实实。革委会成员也都是社员选出来的，没有一个造反派。这里没有阶级斗争的火药味，也不搞什么大批判，简直可以称得上世外桃源，这让我们很安心。
我们常接过村民送来的一大碗饺子，一小筐甜菇娘，半簸萁炒苞米，一盖联儿粘豆包。敬疯子被村里人当成不懂情感的死人幌子，也给我们送来一锅烀土豆，蹲在磨盘边看我们吃完，才把锅扣在脑袋上，一路唱呵呵地回去。
大队革委会召开社员大会，安排我们坐最前排，读报纸，教唱歌，成了必不可少的程序。社员们走进会场屁股还没沾板凳，就有人领着喊：“红卫兵，会唱歌，红卫兵，来一个”。我们只能把不是红卫兵的遗憾，苦涩地藏在心底，可终究没有藏住。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