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迎立刘义隆之前，徐羡之和傅亮其实有为自己留后路，特别把谢晦安置在长江上游，把檀道济安置在广陵，让他们都拥有强大的武装部队，足以克制中央，而徐羡之和傅亮、王弘则牢牢掌握中央政府的权柄，五人分管内外，大可以维持长久平安。
然而世事无常，王弘和檀道济先后“叛变”，转投刘义隆的阵营，徐羡之和傅亮渐渐沦落到只能对权力望洋兴叹，内外同时失守，大祸也终于酿成，徐羡之自杀、傅亮被砍，不可谓不凄惨。
长江上游独立支撑的谢晦，原本就需要中央的配合才能有所建树，如今中央已被敌对势力占据，而地方上的盟友檀道济居然也加入到西征队伍里，战场局势恐怖到了极点。
起兵宣布“清君侧”之初，谢晦并不知道檀道济的立场转变，当前线传来消息，谢晦顿感前途渺茫，但大军已经出动，只好硬着头皮拼一把，大不了战败北逃，投奔拓跋焘。
谢晦抵达西江口时，政府军前锋官、中央禁军总监到彦之，已进抵彭城洲，谢军秘书长庾登之，正据守巴陵，因畏惧朝廷声威，一时不敢前进。
正逢大雨连绵，久不放晴，军事参议官刘和之，警告庾登之说：“我们有雨，敌人也有雨，有什么惧怕，檀道济马上就要来到，东军十分强大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速战速决，不然咱们都在劫难逃。”
庾登之哪里是因为天气差才不敢出动，完全是被朝廷的军威吓到了而已，听完刘和之的劝告，仍不肯大举进击，只让部下制造大型口袋，满装茅草，挂在桅杆之上，声称将用来烧毁敌人的船舰。
火攻之计确实让人热血沸腾，但看着漫天的雨花，将士们无不黯然神伤，下这么大雨还妄想火攻，莫非脑子锈逗了？
值此紧要关头，谢晦竟然也同意用火攻，而天公并不做美，大雨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，谢军也因此逗留了半个多月，而且火攻的条件并没成熟，战机却延误得厉害，谢晦被迫派大营军事参议官攻击朝廷西征军据守的彭城洲。
这一战，谢军倒是大获全胜，不但击破守将，还攻克了彭城洲的营垒阵地，谢晦终于重拾信心，趁西征军休整的间隙，再度上疏说道：“陛下如果把四凶斩首，把三监的人头挂上宫墙，我立刻停止进军，回转旌旗，返回我的驻地。”
四凶即上古四大凶兽饕餮、穷奇、梼杌和混沌，三监则是西周初年犯上作乱的三个前朝遗臣，谢晦借此指代朝中的奸臣，也就是刘义隆的心腹。
刘义隆当然无视这一理论，权当看到一篇笑话了。
西征军受到挫败后，将领们都认为应该退守夏口，到彦之力排众议，暂时退守隐圻。
檀道济很快也到了隐圻，与到彦之会合，船舰沿岸停泊。
谢晦刚开始发现敌军的船舰并不多，所以也没有马上攻击，到了晚上刮起东风，西征军的船舰顺风而来，前后相连，塞满了江面，谢晦这才后悔不已，但机会已经错失，面对敌人强大的阵容，谢军上下斗志全无，军心离散。
426年2月19日，西征军终于发难，所有战舰同时出动，谢军霎时崩溃，谢晦在夜色掩护下，找到一艘小艇急回江陵。
虽然前期酝酿许久，但因双方力量悬殊，只此一战，胜负已分，谢晦大势已去。
在此之前，刘义隆曾让雍州督导官刘粹，用步骑兵从陆路进攻江陵，刘粹抵达沙桥后，与谢晦的军政官周超展开会战，但未能取胜，所以谢晦总算没有失去大本营，还能勉强苟活一阵。
谢晦本和刘粹的关系不错，刘粹的儿子刘旷之还被谢晦任命为军事参议官，但刘粹为了前途考虑，毕竟还是选择站在刘义隆这边。
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谢晦虽觉寒心，却也表示理解，宣布与刘粹绝交，但并未因此诛杀刘旷之，而是放其归乡。
常言说罪不及妻儿，谢晦倒也不失君子风范。
可惜君子在失败面前，到底也无能为力。
2月27日，刘义隆自知胜券在握，于是坦然折回京师，而谢晦则仓惶逃回江陵，两人的对比至为明显。
就在当晚，周超知道失败已成定局，直接舍弃军队，单人独舟晋见到彦之投降，谢晦的其他部属也全都星散，顿时成了孤家寡人的谢晦，怀着异常悲愤的心情，带上弟弟谢遁，向北逃去。
谢遁既肥且壮，平时几乎从未骑马，所以谢晦只好不断停下来等他，以致速度放缓，到了2月30日，才刚抵达安陆延头，不幸被民兵司令光顺之追上，然后五花大绑地乘坐囚车前往建康。
另一方面，到彦之进抵马头，谢晦的高级军事参议官何承天已得知领导被擒的消息，无奈率众投降。到彦之于是着手主持荆州州政府的各项事务，任命周超为军事参议官。
但刘粹很快把沙桥一战的详情向中央汇报，周超因为“助纣为虐”、“情节严重”，与谢晦、谢嚼、谢遁等人，全遭斩首。
庾登之在军中没有实权，所以仅免除官职、剥夺政治权利，有幸得以保全性命。
张茂度作为谢晦的好友，本来难逃一死，但因张邵的关系，刘义隆只把他召回京师，不进行诛连。
北魏的南蛮保安司令官王慧龙，之前接到谢晦的求救信号，率一万人攻陷思陵戍，再向前推进，包围了项城，但当听到谢晦失败的消息，想来继续征伐也没什么意义，只好裹胁了大批居民回军北上。
虽然这一次没能大施拳脚，但几年后，王慧龙便有了用武之地，成为刘义隆的噩梦。
谢晦一死，刘义隆彻底放宽心，开始逐步排除徐、傅、谢三人在朝中的影响。
相比除掉他们，这件事就容易多了，无非是从两方面去做，一是把他们支持的加以否定，二是把他们反对的加以肯定。
刘义隆急于完成此事，所以过程中难免出现偏颇和趋向极端。
3月2日，刘义隆下诏召回谢灵运担任皇家图书馆长，颜延之担任立法院主任立法官，赏赐和礼遇比刘义符时期还更优厚。
惠琳道士也迎来了第二春，经常受邀到宫中和刘义隆讨论国家大事，于是也便参与到朝廷诸多事务之中，从此宾客盈门，门前经常停着几十辆马车，贿赂和礼物前后相接，每天筵席七八桌，座位常常爆满。
惠琳在家经常脚穿高齿木屐，身披貂皮大衣，并设立专门接待客人的传达官和书记官，颇有达官显贵的气派，堪称出家人里面的一股泥石流。
会稽人孔觊，曾经也跟风前去拜访惠琳，因为宾客太多，只能寒暄两句而已，不能多说别的话，等到回去之后，对朋友感慨说：“现在连出家的道人都当了宰相，冠帽鞋子发错地方了！”
谢灵运等三人都是公认的政坛渣滓，之前已被徐羡之剔除了，如今刘义隆刚刚掌握全局，就把三人重新起用，用意自然是彰显自己的权威，并宣扬徐羡之三人的过失，但心情可以理解，做法却有些偏激，他这种秉性终将酿成巨大的灾祸，直接威胁到他自身，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。
当然刘义隆或许心思敏感，疑神疑鬼，但绝非蠢材，深知上位之初，必须有一番作为才能真正稳固大权，因此除了提拔谢灵运和拜道士为国师之外，还是实施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为政举措：
把16个散骑侍从官派遣到地方，分别视察各州郡县，考察官员的操守，访问民间无处申诉的疾苦，又让各郡县政府上疏报告行政得失；
每年三次到延贤堂听取人民诉讼，体察民情；
大力振兴农业，减免百姓赋税，提升国民建设刘宋王朝的热情和积极性；
大力弘扬教育，扩大办学，在国内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，提升国民整体素质。
就像唐朝魏征说的那样“有善始者实繁，能克终者盖寡”，在中国历史上数百位皇帝里面，前期表现可圈可点的，大有人在，但多数都折在中期，到了后期更是一塌糊涂，当年的晋武帝司马炎就是最典型的例子，如今刘义隆到底也没能跳出这个圈子，所谓的”元嘉盛世”其实并没有持续多久。
但这当然不妨碍刘义隆的满腔热情，除掉眼中钉和肉中刺的滋味，相信多数人都能体会到，那酸爽简直无法阻挡。
所谓“一人得道、鸡犬升天”，词语本身虽有贬义，但其实是个真理，何时何地对于何人都是适用的。
刘义隆能取得当下的成绩，完全靠身边人的辅佐，这些人意料之中得到升迁。
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檀道济，升为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督导官；给力大将到彦之，升为为南豫州督导官；智囊团成员、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王华，升为中央军事总监，仍担任高级咨询官。
王华与王昙首、刘湛、殷景仁，都是高级咨询官，风采胸襟和格局才干，在当时算得上出类拔萃，连同禁宫侍从长谢弘徽，同时受到刘义隆的器重，号称五臣。
王弘虽也位高权重，但毕竟与刘义隆称不上亲密无间，地位远不如其弟王昙首。
谢弘徽是谢琰的侄孙，为人不苟言笑，在适当的时机才发言，在婢女奴才跟前，从不随便说笑，十分看重尊卑贵贱。他的堂叔谢混，对这个大侄子很是欣赏，常对人说：“谢弘徽与人相异时不会伤害别人，与人相同时不会妨碍别人，堪称当世人杰，我对他无可非议。”
传说中的清谈，多数时候就是像这样互相吹捧，刘裕之后，清谈并未消失，而且永远也不会消失，但并不是说这种言谈一定是祸国殃民的，毕竟三言两语怎么也毁不掉整个国家，唯一的问题在于言语背后传递的价值观和处世态度，如果浮夸矫情的风气笼罩国内，那时候就显现出清谈的危害了。
两晋的清谈黄金期已经淡去，虽仍有遗留，但在刘宋王朝已掀不起多大风浪，因为新的毒瘤正在生根萌芽。
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