送走哥哥，想来想去，我觉得有必要再找一次清查办，通过正面接触，看他们对我们上告究竟作何反应。我向工长请过假，去找清查办。别人没用，要找就找清查办一把手樊主任。担心他像上次那样把我支走，我决定不再礼貌，来点“粗野”的。
我没敲门就闯进去。樊主任一愣，还是那样的微笑，他刚说出“请到隔壁…”被我立即打断，“你别往出支我，我就找你，你接不接待我？”
“呵呵，小梧，接待，我没说不接待啊。今天还真不算忙，你坐下，咱们慢慢说好不好？坐下，坐下。”这樊主任聪明又圆滑，他看出我是带着火气来的。
我问他，我父亲的问题调查清楚没有？已经半年了，应该有个说法吧？清查办好几十人搞外调，我父亲老家就在绥化，有证人有地址，还有什么查不清的吗”
樊主任依然微笑：“哎，小梧，我们一直在马不停蹄地查着呢，已经派人去过几次了，有些线索还没有最后搞清。你应该相信组织，早晚会查清楚。”
“照你这么说，我父亲的问题现在还没有真正查清楚，还不能最后下结论对不对？”我等着他的下句话，相信一定是我想要的一句话。
他说：“对呀，没查清楚怎么能下结论呢？”果然，他中了我一个小小的“圈套”。
我立即怒形于色：“既然没有查清，也不能下结论，你们凭什么给我父亲扣上罪大恶极逃亡大地主的帽子？今天你给我说清楚！”我挥起右拳，重重地砸在他的办公桌上，桌上的两个水杯弹跳起来，杯水溢出。
他显然猝不及防，白皙的脸涨得通红，半天没有说话。他毫不气恼，把文件挪开，擦净桌上的水，把两个杯的水倒进盆里，又从热水瓶里倒一杯，双手捧杯递给我。
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宽宏大度，我把水杯接过来放在一边，尽量掩饰自己内心些许变温的微澜。但我不能让这些杂念干扰自己，我继续质问他。
他慢悠悠地说，“其实这个罪名，是革命群众的说法，组织上还没有最后认定。”
“既然组织上没有认定，凭什么要关押我父亲，为什么要残酷地折磨他？”我的火气又上来了：“我父亲已经举手投降了，难道一定要赶尽杀绝吗？你就没有半点正常人的同情心吗？你也有老父亲，你父亲遭难你会怎么样？”
他又把微笑挂在脸上，“小梧，你太年轻，有许多事情你不懂。群众运动嘛，有些过激行为在所难免。”他话题一转，“其实，原来我和你父亲也很熟悉，也可以说有过师徒之谊。但是，”他收敛笑容加重语气：“这是阶级斗争，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，不能徇私情，否则就要犯极大的错误。”
不想就他的话题说下去，我来的目的不是和他讨论这些。我提出，要看看我父亲。知道他肯定不会答应，我想一步一步地引他说出与我们上告有关的信息。
他摇摇头，“这个，目前不可以。不论是谁，一律不能见。现在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峻，这方面制度非常严格。”他思忖一下又说，“我就把话挑明了吧，你们不是上告了吗？不是不允许上告，是这样一来，你父亲的案子就要等上级有了批示才能办。”
我没有回避上告的说法，“上告也是被逼的，我们向上级反映，是希望能实事求是地尽快查清我父亲的问题。”
他说：“理解，我都理解。可你们那么多上告信都原封不动地转过来了，我们只好再等一等，看能不能有上级领导批示。总之你应该相信，问题迟早会解决。”
我说：“可是你们已经把我父亲当作阶级敌人对待了，不是吗？”
“那也没办法，不是只有森铁处这么做，全国都一样。中央的提法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广大人民群众是好的。不言而喻，另外的百分之五，当然都是打击对象，甚至是**对象。那是个庞大的数字，和你父亲一样，都在被关押，受审查。现在清查工作还在不断深入，能不能突破百分之五，谁也说不准，要看斗争形势的发展。”
我特别注意到他说的，上告信被原封不动地转回。如果是真的，太令人失望。那些上级领导都是干什么的？只会坐在办公室里“原封不动”地退转群众来信吗？
我要离开时，樊主任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我，那目光里有冷峻也有得意。他慢悠悠地说：“你们到处为你父亲鸣冤叫屈，可是他自己却承认他是拥有二百垧土地的大地主。你怎么解释？”
“你胡说！这是无耻的编造诬陷！”我被激怒了。
“你自己看吧。”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，翻开一页戒备地指给我看，并不放手，做出随时抽回的样子。
果然是我父亲的字迹，看得出写字时手在颤抖。依然是《认罪书》，最刺眼的一行文字是：“我承认，土改前有00垧土地，我罪该万死，请求马上判我死刑。”后面有父亲的签名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父亲在家书中的信念是坚强的啊，怎么会这样？
直到父亲从“牛棚”里出来，才知原委。（未完待续）